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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蔡元培對於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視同仁，從無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不論師生員工，都稱蔡元培為“蔡先生”，幾十年來一直如此，從不稱他的名號和職稱。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對蔡先生的景仰和熱愛。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謝絕監察院院長之職：“我是好好先生，怎麼可以做監察事情？”

蔡元培當年住南京成賢街中央研究院辦公廳的時候，他房間的外間為某君所住。他出進時必經過此處。一日，蔡元培先生起身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間的某君卻酣眠未醒，他恐驚擾了該君的好夢，竟一聲不響地度回自己的房間看書，直到某君起床後，才走出去漱洗。

馮友蘭回憶蔡元培：1921年，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他（蔡元培）到美國訪問，到了紐約。北大的同學組織了一個隨從班子，輪流著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幾天，我們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館裡，每人都拿出一張紙，請他寫字。我恰好有一把摺扇，也請他寫。他給每人都寫了幾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紐約的中國學生開會歡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進會場，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站起來了，好像有人在那裡指揮一樣。當時的留學生楊蔭榆說：“我在中國教育界多年，還沒有看見校長和學生間的關係這樣好的。北大的學生向來自命甚高，可是見了老校長，這樣地恭敬，我現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馮友蘭還曾講過一件蔡元培的小事：我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長室去過兩次。那時我的弟弟景蘭在北京大學預科上學，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學生，他要往開封去應考，需要一張北京大學的肄業證明書。時間緊迫，照普通的手續，已經來不及了。我寫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長室。校長室是單獨一所房子，設在景山東街校舍的一箇舊式院子裡。門口也沒有傳達的人，我就推門進去，房子裡中間掛了一個大幔子，我掀開幔子，看見蔡元培正坐在辦公桌後面看檔案。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問有什麼事。我把信交給他，他看了，笑笑說：“好哇，好哇，能夠出去看看好哇。”我說：“那就請校長批幾個字吧。”他提起筆來就寫了兩個字：“照發”。我拿著他的批示到文書科，看著他們辦好證明書，我拿著證明書就走了。

【介直】

五四後期，蔡元培鑑於“讀書不忘救國”引發的某種偏頗，重新號召“救國不忘讀書”。此後北大校園還是發生了一起“講義風潮”，令人不快。有次，一群學生湧進紅樓，要求校方免收講義費，並要找主張這條“可惡”規定的人算帳。蔡氏告訴他們，自己單獨負責。爭辯過久，怒不可遏。“你們這班懦夫！”他揮舉雙拳，怒目喊道：“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哪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學生們在他面前圍成半圓。蔡先生向他們逼近幾步，他們就退後幾步，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這位平常馴如綿羊、靜如處子的學者，忽然之間變為正義之獅了。”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雖然辭去了幾十個兼職，然而請他題字、作序、寫文章、謀職位的人仍是絡繹不絕，他不勝其煩，遂在報上登出“三不啟事”：一不兼職，二不寫稿，三不介紹職業。

北京大學在蔡元培未當校長以前，開校務會議多半講英語，特別是預科的校務會議，全部講英語。不懂英語的教授，只好像聾子一樣坐在那裡，痛苦萬分。蔡接任校長以後，特別提議校務會議一律改用國語，這引起了外國教授的反對。他們用英語表示“我們不懂國語”。蔡先生針鋒相對，回答說：“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說中國話！”洋教授啞口無言。從那時起，任何會議發言，一律用中國話，不再講英語。

對於沒有真才實學的人，不論是什麼背景，蔡元培都力主一律解聘，有兩名英國教授依舊我行我素，帶領學生逛八大胡同。聘約期滿時，蔡元培不再續聘。那時外籍教授多由公使館介紹而來。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找蔡求情，遭拒絕。那位公使大怒，揚言：“我看你蔡鶴卿還能做幾天校長？！”外籍教授告到法庭，蔡元培請王寵惠作代理人，最後校方勝訴。

五四前後，北洋軍閥及其御用文人指責新士風為“洪水猛獸”。蔡元培發表《洪水與猛獸》一文，勇敢宣稱：“今日之士風，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軍閥，正是猛獸，非用洪水淹此猛獸不可。”二十多年後，傅斯年先生回顧舊事，猶自感慨不已：“這話在當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實！”

蔡元培先生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因應酬較多，開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