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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現實社會的荒誕可笑，表達自己的詩人之思。《這傢伙》以第三人稱述己事，不受第一人稱行文記事時的羈絆約束，顯得佻跌宕，嬉笑甚至怒罵也就是順乎自然的事了。“這傢伙瘦得像一條老豇豆懸搖在秋風裡。別可憐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黃，廢話特多。他那鳥嘴1957年就惹過禍了，至今不肯噤閉。自我表現嘛，不到黃河心不死！”接下來便嬉笑地證明“說他是詩人，我表示懷疑”，“真他媽的見鬼！我相信年輕人決不願意讀他的詩。歷史將淘汰他，無情地！”這樣的文章，倘若以第一人稱寫來，就會變得滑稽與矯情，虛造之筆溢諸紙墨，撲人眉宇。但使用第三人稱確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又有說部的善置懸念，還將自己從單一的主體中分裂出來，以客體的身份觀照自己，此乃識人及為文之“分身術”：“這傢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入鏡子，和我對罵，就是不敢出來。”

笑可笑，非常笑：流沙河片論（2）

阿根廷小說大師博爾赫斯好為弔詭之文，善創神秘之章，喜弄分身之術，樂玩敘事圈套，潛泳於古今玄妙之事，浸潤於莫比烏斯圈的“自咬”。博氏喜讀《莊子》，何嘗沒有莊周夢蝶的自我“物化”之感，因而有《博爾赫斯和我》、《另一個我》、《兩個博爾赫斯的故事》諸文，既似小說亦像隨筆，模糊了文體疆界，取得詼諧佻而又讓人深思的效果。流沙河的“我去看他，他都躲入鏡子”，也只有如此，“我”才能夠看得見“他”，“我”並不完全是我，也有可能是“他”。如是觀之，自嘲何嘗不是他嘲，反之亦然，此乃笑天笑地，笑古今一切可笑之人，包括自己。古人乃至今之落後民族的“臨池一照”，以及自此之後發明的鏡子，均是人類認識自我的進步。鏡子的照鑑功能，正是人類得以窺視自我、認識自我、反省自我的工具，儘管這種“認識”還不免落入皮相的窠臼，但人類自此會減少些許闇昧與自大，認得自己的可憐渺小，“這傢伙最怕我”，“和我對罵，就是不敢出來”。但如果有人據此斷言流沙河的自我調侃取法乎西，那就未免太過草率，我們只是說文化上的不同之同，開人眼目而已。吾國曆代幽默笑話、反諷自嘲甚多，且不說東方朔、紀曉嵐諸輩的詼諧冷趣，就是在許多古代文人騷客的“自為墓誌銘”、“自題小像”裡也不乏像《這傢伙》的自我貶損和風趣，這就是說流沙河的“這傢伙”不免受歷史上諸多前輩“傢伙”的直接沾溉。戲曲家鍾嗣成曾誇張自己的醜是“有朝一日黃榜招收醜的，準擬奪魁”（《一枝花·自序醜齋》套曲），畫家徐渭自汙是“龍耶豬耶”（《自書小像》），思想家李贄謂自己“其性褊急，其色衿高，其詞鄙俗，其心痴狂，其行率易”（《自贊》），文學家張岱說：“功名耶落空，富貴耶如夢。忠誠耶怕痛，鋤頭耶怕重，著書二十年耶僅堪覆瓿。這人耶有沒有用？”（《自題小像》）詩人流沙河說：“有喝倒彩的，有鼓反掌的。這老傻瓜，他還洋洋得意，站起身來頻頻鞠躬。我真替他臉紅！”（《這傢伙》）

這實足的自我貶損裡透露出非比尋常的傲岸不群、深切的孤憤以及無奈的自嘲，也可說是對社會變相的批判與宣戰。鯁骨之言以嬉笑之語出之，更能獲得出人意表的效果，讓人銘記在心。正如法國著名喜劇作家莫里哀所說：“一本正經的教訓，即使最尖銳，往往不及諷刺有力量；規勸大多數人，沒有比描畫他們的過失更見效的了。惡習變成人們的笑柄，對惡習就是重大的致命打擊。”（《偽君子·序》）流沙河已經在“文革”時經歷過無盡的汙辱和被動的自罵：“各位革命群眾：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該萬死！死了餵狗，狗都不吃！”從這樣的人間地獄活命出來，還有什麼不能嬉笑怒罵，調侃反諷的呢？！自然能主動地看到自我的渺小，進而調侃戲謔，非心理健康，歷盡滄桑，看透世相，洞察人生，佻善謔莫辦，如此才知道自己原系一“傢伙”耳。

二

林語堂先生說：“歷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虛空、渺小、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　Khayyam），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吾國與吾民·幽默》）流沙河亦是在識得我們人類自身渺小愚拙和現實社會的可笑後，才以幽默譏刺的文章諷世的，亦系一幽默大家也。沐改革開放之風，80年代中後期，西方各種思潮風湧而來，眾多主義加入社會對文學的大合唱，批判反省及理性的啟蒙，雖然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然聲音相對多元，一時蔚為大觀。稍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文化的聲音愈加萎縮，社會批判的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