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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我想起前一天看的電視節目，有一個媒體討論著：“美國政府現在拿錢收購金融機構股權與中國政府注資國有銀行有什麼區別？”我笑著問林毅夫：“大家有什麼看法呢？”林毅夫說：“美國政府這樣做也是無奈之舉，這些大公司的背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影響到了國計民生。”凱文補充說，他認為中國政府注資行為比美國政府要聰明，起碼前者是主動的，後者是被動的。

“現在什麼都麻煩得要命，收購本身反倒成了最快捷的事情。”我告訴林毅夫和凱文，昨日在紐約，傑米·戴蒙跟我說他三天就完成了一單收購。他們聽了哈哈大笑地說：“傑米·戴蒙是個快槍手，他是指收購華盛頓互惠銀行吧？摩根大通做事比較激進，他們在和世界銀行打交道的時候也是這種風格，這種文化都和傑米·戴蒙分不開。”我點頭說：“對，戴蒙先生是個雷厲風行的人，尤其對他看準的事情。”

林毅夫接過話題，問我：“現在國內的情況怎麼樣了？”我告訴他這次危機對中國銀行業的直接影響很有限，但對中國沿海一些外向型企業影響較大，中小企業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將面臨很大挑戰。“林行長，咱們的中小企業將面臨很大難關啊。”林毅夫連連嘆氣，說：“現在危機正向實體經濟蔓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必然會降下來。現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是世界銀行的一項重要任務。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開發協會去年總計募集到了420億美元資金，在未來三年內，將會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性投資提供資金支援和人道主義援助，甚至是給低收入的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等等。”

林毅夫身上滲透著為國為民乃至為整個社會思考的憂患意識；言語間也表現出他作為一個學者的知性與縝密，真心希望他和世界銀行能在應對本次危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後記

2008年10月3日到10月14日，在華爾街遭遇金融嚴冬的最寒冷時刻，我恰好在紐約和華盛頓，出席招商銀行紐約分行開業儀式並參加世界銀行年會。這10天的美國之行使我親歷了這場危機的“百年不遇”，並有幸與漩渦中心的不少關鍵人物會晤交流。

雖然已經時隔大半年，可華爾街袞袞諸君的言論，仍讓我不時回味。那些對於金融危機成因和走勢的分析，那些對於已經採取的和應該採取的策略的熱烈討論，那些對管理缺失、監管真空、決策失誤的痛切反省，那些對已然逝去或錯過的好時光的慨然嗟嘆，以或沮喪或興奮，或憂慮或憤慨，或直白或含蓄的方式一一道來，確實異彩紛呈。而他們一些人的故事，或聽他們自己講述或從其他渠道得知，也每每讓人感慨。人間百態在這場百年不遇的歷史劇裡跨越時空再次呈現。

今天看來，那些對話中闡發或碰撞出的各式各樣的觀點，有的被已經發生的歷史證明是對的，有的被正在進行的實踐證明是錯的，有的還有待未來的時間去檢驗。這些觀點的對與錯、是與非，現在來看已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們為我們在金融危機仍在持續、未來仍不確定的環境下，反思教訓、明確方向，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有益視角與素材。這是我時隔多時仍願撰文以記的第一個原因。

寫作此書的第二個原因，可以與一個聖經故事相聯絡。傳說上帝毀掉巴別塔時，讓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的語言，極大妨礙了人類的互相交流。在這個世界上，由於不同的歷史程序和文化背景差異，形成了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這是今天的現實。但我的親身經歷讓我深信，不同的價值觀不一定相互認同，但可以，也應該相互認識。我們走了多遠？還能走向何方？這些問題的答案與選擇都和這種“相互認識”息息相關。在同一個危機之下，秉持不同價值觀的人會有完全不同的思路，從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在美國的這10天進而延伸到為了進入紐約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而與美國人打交道的這10年中，正是透過坦誠對話和溝通，我和許多原本陌生的甚至存在各種偏見而不太友好的外國人成了朋友。如今，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崇洋媚外的心態正漸行漸遠，這無疑是值得高興的；但與此同時，同樣值得警惕的是，我們不應走向另一個極端，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應妄自尊大。學會和不同價值觀的人平等、理性、坦誠地交流和相處，應該成為中國人關注和實踐的課題。我希望以一些親身經歷帶給讀者一點這方面的啟發。

經典社會學理論認為，危機不僅意味著一種無序狀態，更意味著危險之中的機遇，棄舊之中的圖新。這是我想借此書印證的第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