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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樂此不疲地發放次貸，從中賺取豐厚的回報。禍根在一片繁華中悄然種下，伺機爆發。

亂局之中須審慎

林毅夫說完，大家都表示贊同，我補充說：“監管是一門藝術，需要在支援創新和防範風險之間根據市場的情況不斷尋求平衡。作為本次危機第一階段的次債危機，具體來說有兩類機構是其產生的根源：投行是始作俑者，而評級機構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投行不斷地包裝CDO，而評級機構並未盡責。在利益面前，他們未能堅持公正的立場，對高風險債券給予了過高的評級。有報道說：“華爾街在2002~2007年間湧現大批CDO產品，三大評級機構透過為它們評級賺取豐厚利潤，總收入由2002年的30億美元升至2007年的60億美元，其中穆迪的盈利在2000至2007年間就升了3倍。”

因為評級機構的盈利來源是金融機構而非投資者，因此，所謂的“專業評級”，也早已在金融機構的糖衣炮彈中淪為粉飾的工具。

同時，評級機構反應遲鈍，在相關債券信用質量嚴重惡化時未能及時更新信用評級。從整個危機的發展過程來看，評級機構的動作有意或無意地、主動或被動地慢了節拍。事實上，次貸危機於2006年底便已初現端倪，在2007年三四月間正式爆發，大量次級貸款和中間級貸款違約風險急劇上升，導致相關的債券和衍生產品質量嚴重惡化。但直至2007年7月，評級機構才開始大規模調降次級債券的評級，這一動作反而引發了市場的恐慌性拋售。在此過程中，評級機構不僅未能起到預警作用，其評級更新甚至遠遠落後於事態發展。

而且，整個評級體系存在嚴重的制度性缺陷，評級機構出於利益考慮沒有動力去糾正這些缺陷，甚至放任一些低階錯誤的出現。

國際清算銀行的相關調查曾指出，在結構性融資產品的評級過程中，評級機構不僅評估信用風險，而且直接參與產品的構建，發行方會獲得評級機構的建議以提高產品評級，在此過程中評級機構極易產生利益衝突問題。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2008年7月發表的調查報告來看，面對高風險次貸金融產品的評級，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都曾經有違反內部程式的行為。調查還顯示，對高風險次貸金融產品進行信用評級的工作人員竟然直接參與相關產品評級費用的確定工作。

“在次債還未到來的時候，經過評級的CDO被賣給全球的投資者。這時候投資者已經遠離了風險源，因此次債風險的隱蔽性很強，事前確實很難被預見到，很難看得明白。”對我的看法，林毅夫表現出很高的興趣，說，“您說得很對，評級機構並未履行其職責，在對抗風險上，投資者基本是孤軍奮戰。高盛的次債損失少，但他們的高層在劍橋學習班上講課也承認：並非是有先見之明，只是恰好在風險爆發之前將這些債券賣出而已。不過，高盛管理風險的方法值得借鑑，他們在產品研究部和風險管理部之間設防火牆。當兩個部門的意見越來越分歧，對事務看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爭吵越來越厲害的時候，高盛就會警覺，就會非常慎重，首席風險官就會親自過問此事，他們在避免次債危機的過程中就是這麼做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十五章　相聚重慶樓（6）

“現在國內外投資者都在觀望美國，大家都想知道能不能從本次危機中找到一些機遇，對於這一點，您有什麼看法呢？”我問道。

“就目前的局勢來看，現在來美國投資或者併購的時機都不是很成熟，難道貴行有什麼打算嗎？”林毅夫驚詫地問我。我笑著說：“我們的紐約分行剛剛開業，如何讓它穩健地發展是我們最大的打算。”林毅夫點頭說：“東京三菱日聯銀行乃是前車之鑑啊。”

“本次危機又正好發生在大選期間，美國所謂的兩黨制*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會影響及時決策，平時體現不出來，像金融風暴這種分秒必爭的事情，一旦貽誤了救市的時機，後果將不堪設想。”他話鋒一轉，談起大選對救市的影響。

對這個問題，我深以為然：“國會第一次投票的時候，你投一票，我投一票，力求保持票數均衡，兩黨都怕擔責任，結果沒有透過7　000億美元注資救市的方案。這個事例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其中很多人將黨派利益和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結果失去了救市的良機。現在雖然透過了方案，但損失已經擴大了，而且，按照麥克唐納的觀點，這次的7　000億目標並不明確，並未起到重振市場信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