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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不分，喪失對社會家庭乃至自身的責任感，膽小怕事碌碌無為。

心（良知）主宰“意”，透過意識活動作用於“物”（事）。

由此引出了知與行的關係。

知就是良知，行就是實踐。

王陽明說，良知有如下特點：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知是知非，戒慎恐懼，無間聖愚，古今相同。

於是劉瑾，焦芳，嚴嵩，魏忠賢等*惡人開始抗議了：“既然良知渾然天成，你有我有大家有，我們一樣也有，憑什麼說我們是壞人，影響多不好！強烈要求修改《明史》。”

對此，我只想說，爾等是有良知，但爾等的良知已被私慾阻斷，知與行割裂為二，用王陽明的話說就是“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

關於知與行的問題，朱熹也談過，朱熹認為知先行後，必先知道了方才能夠去行。

於是問題來了，朱熹認為獲取知的方法是格盡天下之物，這個難度有點大，人生苦短，恐怕有生之年我實現不了這個美好願望了，沒有知也就不用去行，就這麼將就著得過且過吧（終生不行，亦遂終生不知）。

而王陽明認為，良知人人都有，但分為兩種狀態：本然和明覺。

打個比方，你和一個朋友兩人的電腦裡都裝了同樣版本的卡巴斯基，但人家的卡巴斯基是新增了授權碼可以更新的，而你的呢，從來就沒被啟用過，根本無法更新。雖然都可以防毒，但效果大相徑庭。

你朋友的卡巴斯基就是明覺，你的就是本然，新增註冊碼的行為就是行。

知（本然狀態的良知）——行（實際踐履）——知（明覺狀態的良知）

唯有透過實踐，你才能夠對良知逐漸獲得認同感與親切感，並使之轉化為自覺的理性意識，從而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知路歧之險夷者？）。

回憶一下小時候，父母帶你出去和親友聚會，席間總是有意無意，或明或暗地讓你去敬酒。起初，你不明白這是為什麼，但知道父母總不會害自己，便走個過場。慢慢你長大了，懵懂了，知道這是大人世界的遊戲規則。這種規則讓你覺得不舒服，卻說不出哪不舒服，每次還是扭扭捏捏地去敬酒，整個過程伴隨著緊張和焦慮。直到有一天，幾乎是一覺醒來，你突然發現以前不愉快的體驗完全煙消雲散。你揮灑自如長袖善舞，由被動變主動，只覺這敬酒的禮儀實在是世間最正常不過之事，不敬反而覺得不舒服了。你知行合一了。

再比如，小時候你跟院子裡的小朋友玩躲貓貓，藏這藏那，非常危險，每次總是被父母訓斥，你也知道自己不對，但還是忍不住去玩。直到有一天你看了新聞，發現躲貓貓真的可以躲死人，於是你害怕了覺悟了，從此金盆洗手再也不玩躲貓貓了。你知行合一了。

又比如，你知道縱慾傷身，嫖娼不好，每次一拿到工資還是屁顛屁顛往按摩店跑。直到有一天，你看見了媒體上關於艾滋病患者的統計資料嚇個半死，然後又遇到了自己平生的真愛，便決定洗心革面，再也不生活糜爛了。你知行合一了。

真知即所以行，不行不足以謂之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此人已曾行孝行悌，不可只依他說些孝悌的話，便稱其知孝悌）。真切篤實的知就是行，明覺精察的行就是知。明覺狀態的良知包含了行，一念發動處（意）即是行（事），不容任何間斷，絲毫猶豫。

王陽明之所以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地強調知行合一，就因為他太清楚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要想做到知行合一，難如登天。

早在貴陽書院講學時，陽明就悟出了知行合一。

龍場的磨難使他意識到，環境的存在是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要想建功立業，首先必須尊重環境，順應環境，任何事業都是從處理好與眼前環境的關係開始的。並且，這種順應不是違心的、偽裝的，而是調整與糾偏之後此心與環境的逐步契合。

曾經有一個知縣，久聽陽明講學，便對王陽明說，你的學說非常好，只是我“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就跟現在很多小白領一樣，工作壓力大，你給他推薦《明朝一哥王陽明》，他一看是講哲學的，就說：“靠，工作還忙不過來呢，沒時間看！”而王陽明卻說，我何嘗讓你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求學，你既然有官司上的事，就從官司上的事為學，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而起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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