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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鬧到省裡，我也不好看。我懷疑他們私下是通了氣的，甚至達成了默契，不然怎麼都跑來說一套話？丁小槐，他很可能就是隻領頭羊。我不能把所有人都晾了，晾你丁小槐還是辦得到的。他以出差的名義帶著全家去廣州遊玩，在小金庫報銷了，這我知道。去給自己分了幾萬塊錢的加班費，這我也知道。還有，有一輛小車天天接送他兒子上下學，是什麼背景？接送的人是雷鋒嗎？�

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馮幾位說了，丘立原說：“有這樣的事，這個丁小槐也太不像話了！”我說：“要特殊政策我沒有，要找個人當處長還是有的！”馮其樂說：“慢慢來吧，處理一個幹部也不那麼容易的。”我覺得馮其樂在這件事上老是不配合，心中閃了一下，把他拿掉？晚上馮其樂到了我家，坐下就說：“有些話我當著他人不好說啊！廳裡的人不一定都是支援這件事的，池廳長人沒看出來？”他一提醒，我忽地醒悟了：“你是說他？”凌空寫了一個“丘”字。他說：“根據我的訊息，他在各個處室做了一些工作，他其實是那些人的頭，不然他們也不敢一個一個來找你。”我明白了，丘立原想推動我走得更遠，無法止步，也無法回頭，等我下不來臺，他的機會就來了。說來說去，這項改革觸動了處長們的痛處。要說錯誤，誰沒犯過點錯誤，誰以後又能保證不犯錯誤？認真起來還有個完嗎？我認真起來，這就威脅到了他們的安全感。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組成了聯合陣線。馮其樂說：“我前幾天說大家的反應很大，就是這些人，有些人說的話不好聽。”我輕鬆地笑了笑說：“不好聽的話你說幾句我聽。”他說：“就不必說了，無非是說廳裡太追求政績了。”我手指點著桌面說：“我無非是想兌現黨的政策，廳政公開喊了這麼多年，哪一點公開了？”他說：“世界上的事，也不一定能夠一五一十拿書來對的。”他說得很委婉，可意思很明白，我是過於認真，認真到有點書生氣了，世上的事情，又有幾件是從道理出發的？上面的人只知道講政策，可這些政策在下面操作起來難度有多大，他們就不管了。真認起真來，連我這個自認為在樹立形象的人都難以過關，我沒打溼過手？說到底我也不能太認真，只要大家不過界線不犯大錯就算了。其實上面也只要求大家不犯大錯，我又何必？要求大家安分守己拿著那一份工資獎金，那可能嗎？有了權力他們一定要為自己謀點什麼，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上帝也沒辦法，我總不能說自己比上帝更偉大吧。我沒料到自己竟是這樣孤立，丘立原不用說了，連馮其樂也不支援我。我氣惱地說：“那丁小槐怎麼辦，丁小槐？平時吃吃喝喝就算了，去旅遊呢？給自己發加班補貼呢？我倒要查查他到廣州出了什麼差！”馮其樂說：“按說吧，丁處長肯定是不對的，這樣做的人呢，廳裡哪裡又是一個兩個？扯出來一串，工作就不好做了。為了廳裡的安定團結，是不是在廳裡的大會上一般化講一下算了，下不為例！”這樣放過了丁小槐我不甘心，想一想也沒有辦法，就說：“那由你去講，我講我就忍不住要點名。”他有點為難，但還是答應了。他說：“古人的話句句都是對的。有一句話是……”我打斷說：“是水至清則無魚。那我們以後睜隻眼閉隻眼算了。”說著擠著一隻眼一笑。他也笑了，說：“說起來大家也不容易，有了一定的職務，也多做了工作。現在的社會，市場經濟，一點也不體現出來，那也不合適吧？工資能多幾個錢？從他們手裡過去的大小老闆，開診所的開診所，開藥店的開藥店，小老闆都有十幾萬幾十萬了，大家心裡都不平衡，憋著一肚子委屈。生活費用本來就高，廳裡再這麼一改革，大家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我想，這不是腐敗有理嗎？這些人日子還不好過，那一般幹部呢？我不能拿這話頂他，畢竟他還是為我著想的人，比丘立原在後面使陰勁要好多了。我說：“吃吃喝喝飛來飛去到賓館裡去搞檔案日子還不好過，那沒有這頂帽子的人，他們怎麼過？”他笑一笑，不做聲。我想，說一千道一萬，有了更高位子的人就該有更多的利益，大家都是這樣想的。不論用什麼方式，這一點一定要體現出來。路徑可能千千萬，目的地只能是一個，這也是遊戲規則。我想堵他們的路，違背規則了。說到底道理是道理，事情是事情，碰上了事情，道理說上千千萬又萬萬千也沒有用，最後還是要回到那個唯一的結果上來。我說：“大家為自己也想得太多了。”他說：“也可以說是這麼回事，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又說：“社會對大家的要求其實並不高，只要經濟上不過界線，就是過得去的幹部了。我們廳裡就按這個要求去要求大家，把好這一道關。過高的要求，恐怕也難有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