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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念給那些人聽，證明他們的說法是錯誤的——憲法保障的是所有言論的自由，而不是隻保障革命言論的自由。那些人惱羞成怒了，警告他憲法保證的是公民的言論自由，而他很快就不是公民了。對他的批判越來越升級了，上面已經開始把他的事情定性為敵我矛盾，在對他的情況進行外調時又意外的發現在四五年的時候他曾經在“國軍”短暫的待過：當了一個月上尉文官。於是他頭上的反革命帽子除了現行的以外又多了一頂歷史的了。已到了這個份上他仍然沒有低頭，作為領導總要有臺階下，於是各級組織不斷找他談話，許諾只要認錯，最多給他個記大過處分。在妻子淚水漣漣的哀求之下，他違心的在批判他的群眾大會上“深刻反省”，把自己說的一錢不值。正當夫妻倆以為能得到“從輕發落”的時候，忽然一紙逮捕令放到了他面前，這個倔強的人壓抑在內心的怒火終於爆發了，他憤怒的對審判他的人說，對他以及其他“右派”的*是一場現代版的“焚書坑儒”，歷史將永遠記下這一筆。他已經無所畏懼，他要以死抗爭。但領導者虛懷若谷，並沒有和他一般見識，他們只判了他個“無期徒刑”。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完全出人意料，當時才三十歲的張老師完全被嚇懵了，在絕望中她去找在空軍政治部身居要職的哥哥，但哥哥明確表示他無能為力，她丈夫的事是被中央定了性的，他出面疏通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將自己也套進去；現在妹妹應該做的是徹底的和丈夫劃清界線，因為那個人已經完了，不可能再活著出來。她被哥哥的“冷靜和理智”激怒了，沒有等話說完就離開了。從此她再沒有見過哥哥，也沒有再給他去或回過一封信。

不久之後，“死不改悔”的丈夫便被送到青海的冰天雪地勞動改造去了，在他臨走的時候，她見了他最後一面。在戒備森嚴的秦城監獄裡，當戴著冰冷手銬腳鐐的丈夫隔著鐵柵欄看到挺著大肚子的妻子時，他的眼睛潮溼了，他說自己對不起她，讓她受了連累，懇求妻子和他離婚。但妻子堅決拒絕了，她說到死都不會做這件事。聽到這話他失聲痛哭，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流淚。分手時候他含淚囑咐妻子要好好的活下去，將即將生產的孩子撫養長大，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當時她雖然已肝膽俱裂，但卻哭不出一滴眼淚，因為她的淚水已經哭幹了。一個月以後，他們的孩子出世了，是一個男孩。可是她沒有實現他的期望，孩子在出生一個星期後便夭折了。這雙重打擊幾乎讓她精神崩潰，如果不是因為不想讓服無期徒刑的丈夫徹底失去希望，她一定會選擇自殺這條路的。半年後她打報告要求回故鄉，組織上立刻順水推舟予以批准，因為這樣的人實在不宜再留在“祖國的心臟”。她回家鄉後便去了從前教過書的烏石小學，成為那裡唯一的一個拿國家工資的小學教師。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她曾經三次去青海看望自己的丈夫，但每次都沒有讓他們見面。一個被認為對無產階級專政構成重大危險的人是沒有被探視和通訊的權利的。不過出於“革命的人道主義”，每年青海勞改部門還是會給張老師去一個通知，讓她知道他還活著以及他大概活的狀況。但到了六六年，*開始，這種聯絡中斷了，從此她再不知道他的死活。一直到七零年局勢平靜一點，她才又一次去青海查詢丈夫。但在*的極度混亂時期，青海勞改局也遭到了衝擊，許多資料都已經丟失，她丈夫的檔案也早已不知去了什麼地方。他在哪裡？是死是活？都無處知曉。不過，她相信他一定還活著，並且總有一天會被無罪釋放，回到她的身邊。

7。　神秘的少婦

農曆正月十五一過，人們便開始下地幹活，地裡的農活並不繁重，只是春耕之前的一些預備工作——準備農具，向田裡運送基肥，對田地和水利設施進行一些修整和修補。

新來的知青和農民一起下地了，魯國強、金平國和馬勝芳被分派到成年男人們的隊伍裡，他們都被評為九分工，比整男勞力要少一分，不過生產隊長答應明年根據情況給他們長上去。個頭較小的李俊生和張夢才則被分到婦女的隊伍。小李被評八分工，和女人整勞力一樣；小張則只給了五分工，這只是給未成年人的工分，其他知青都為他鳴不平，他自己卻不說什麼。反而是被認為並沒有吃虧的小李一百個不滿意，嫌自己的評分低，又嫌和婦女一道幹活倒黴——因為農村婦女乾的活計勞動強度並不比男子的輕多少，而且她們膽子又小，不敢像男人那樣磨洋工偷懶。小李為此找過隊長几次，又去了兩趟大隊，但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給人落下奸巧的印象。年輕人為這件事鬱悶了幾天，不過沒多久這鬱悶就煙消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