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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您聽任自己的親信　不把您的合作者放在眼裡，這是不是想要把《中國》搞成個人的事業？

您可以對我的作品提出意見，但無權生殺予奪。我對您那篇報告文學，以及其他同志（主編和編輯）的作品，行使過這種權力嗎？我的小說將在不低於《中國》的雜誌上發表。對　它的最後評價，不是您，也不是我，而是讀者和時間。

我和您在政治思想上是很一致的，但是在藝術觀點、思想方法、待人接物、工作作風上差異很大。如果我們之間不能平等相待，求同存異而互有謙讓，那麼不但難以繼續合作，而　且甚至會把過去留下的好印象也毀掉。祝康樂！

後來，《瓜棚豆架雨如絲》在新創辦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家》上連載3期，後又由北京的《長篇小說》全文刊登。1987年11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2。　舒群火了

就在劉紹棠的矛盾日趨激化的時候，舒群也火冒三丈，發了脾氣。

舒群是《中國》的發起人之一。

丁玲和舒群是老關係了，他們曾經有過兩次合作，結果都是不歡而散。

第一次是1930年代末，抗日戰爭期間，為《戰地》文藝半月刊，丁玲、舒群不歡而散。1984年11月21日第一次在京編委會上，丁玲講話時說：“我剛才和舒群講了，我們三十年代　就合辦過刊物，後來吵崩了，現在又來。（舒群插話：缺點在我的多。）現在又來，也不能說不崩，但我們都會接受經驗教訓，（舒群：吵而不崩，磨而不裂。）因為都經過了很　長一段的生活經驗嘛。”

第二次是在1940年代初的延安，丁玲、蕭軍、舒群三人編輯《文藝月報》。丁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中說：“月刊的頭兩期是三人合編的，每一期在稿件的選擇上都　有一點不同意見，我卻常常處於少數。因此在編第三期時，我就表示要退出編委……”顯然這又是一次不愉快的合作。

但是這兩次有始無終的合作，並沒有破壞丁玲和舒群兩人以後的關係。

舒群一直很尊重丁玲。1984年4月廈門大學召開丁玲創作討論會，舒群因病未能到會，特意給丁玲寫來賀信說：“你作為久經考驗的老黨員、前輩作家，從事寫作，在半個世紀以上　之久，實屬蓋世罕見鮮有；你竭盡畢生之力所貢獻於左翼文學事業、社會主義文學事業、黨的文學事業者，至為斐然赫然，佔有中國文學史的光輝地位。理當向你學習，向你致賀　致敬。”

我初給丁玲當秘書時，舒群以一個寬厚長者，教誨我要做好這個“有重要意義”的工作。他還經常給我介紹一些歷史情況，1983年4月26日對我講：“五七年批‘丁陳反黨集團’，　丁玲很會說話，保了我。她說，我和舒群關係很好，一談就沒個完，但我們談的都是文藝問題，沒有什麼聯盟。批胡風我沒有發言，批丁玲我也沒有發言，我知道這樣對我沒好處　，升不上去。”舒群還鼓勵我每天把所見所聞記下來，將來作為文獻材料，並說：“給丁玲做秘書，有時很容易，有時也很難，這都在我心裡，不過實踐證明，丁玲同志是一個可　以處得久的人。”他的這些指點，使剛剛從事秘書工作的我，獲益匪淺。

在作家支部裡，舒群是有名的“大炮”，每次開會總是第一個發言，嗓門高，火氣大，指名道姓，仗義執言，矛頭直指周揚、張光年等。他和丁玲對於文藝界的許多事情，觀點十　分一致，常常一唱一和。創辦《中國》，舒群是倡議者之一，並提出由丁玲主編。

以上種種，很多人都不會想到，舒群竟然會又一次和丁玲鬧翻了。

事情起於1985年3月16日，丁玲去桂林的前兩天。那天中午，舒群打電話到木樨地找丁玲。陳明接聽，話筒中，舒群的嗓門很大，對第一期《中國》編輯費發放有意見，他說，有的　人竟拿了四百多元編輯費，有的人沒幹活也給了錢，有的人幹了活卻沒有給錢，明顯的分配不公！陳明聽完，沒有告訴丁玲，怕她生氣著急。他們就要去廣西了，他想把這件事撂　一下，等回來再詳細談清楚。但是到了晚上，雷加、曾克、牛漢幾個人紛紛打來電話，說舒群為編輯費問題給他們打了電話，大發脾氣。丁玲聽了，心裡想，怎麼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而且竟然會是舒群呢。

第二天上午，舒群又打來電話，約陳明、曾克、牛漢到他家裡去，要當面陳述意見。

原來舒群的意見也蓄積已久了。他說：編輯費問題是一個導火線，《中國》還有其他一些問題，為時已久，實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