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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桂林之前，17號給我打的電話，又給王蒙打電話，叫他做我　的工作，他也不會做。

舒群說，從你的話裡，我記住你說的一點：要幹，編輯部要改組，要進步。團結下去，不能以哪個人說了算。稿子的事不能一個人說了算。再有，尊老敬老應當，不等於抹殺是非　。

那天晚上，舒群、雷加、曾克都強調要搞好團結，改進工作，希望劉紹棠能留下來，和大家一起好好共事，雙方開誠佈公。談話氣氛還好，但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丁玲回京後，雷　加把那次談話的筆錄材料交給她。

3月28日上午10點半，丁玲乘坐一夜火車，從南寧到了長沙。她不顧旅途勞頓，到賓館裡住下來，立即給劉紹棠寫了一封長信：

我走前曾經想去看你，同你談談，但因我咳嗽頭痛，又知你正在參加北京市人代會，很忙，沒有如願。自從我們對你的稿子發表了一些你不能接受的意見以後，我心裡一直不安，　一直想找你。我以為我們終究會找到共同的語言，能彼此更加接近，成為好友的。我們原來本是有共同點才聚合在一塊兒的，怎麼能為一點點的意見不合而放棄我們的理想事業呢　？這一點意見不一致，但還可能有許多是一致的嘛。我們願意在一塊主編一個刊物就是很好的嘛。我們編一個刊物，是有共同的理想的嘛，就是為著要宣傳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的　社會主義的文學事業嘛，就是要旗幟鮮明，發表一些比較優秀的文學作品，要搞大團結的嘛！我們就要首先自己能團結，不以一點點自己意見而鬧分裂的嘛。即使真理在自己手裡　，也要平等對待，和和氣氣商量的嘛。我和你過去雖然不太熟，不太瞭解，但你的為人，正直，講義氣，不畏權勢，我是尊敬的。如果一點都不瞭解，怎麼能邀請你來合作咧。難　道我是那麼一個講利用，過河拆橋的小人嗎？如果我是一個爭權奪利的小人，我能犧牲我可憐的一點點時間，不去寫我的長篇小說而來找麻煩的事，辦什麼鬼刊物嗎？我對你是不　失去信賴的，我相信你會明白過來的。自然我還是有缺點的。我關心刊物的日常工作太少，對你，只以為要你一心寫作為主，養病為主，一時少管閒事，沒有體會到你對刊物的熱　心，你是願意分神多看稿件的。每個主編都有權決定稿件的取捨，但如果有爭論，則須民主決定，每個人都無權獨斷獨行。《中國》組織工作有缺點，人少，人老，致使分工不明　確。負責人都是臨時湊在一起，彼此有大致瞭解，但都不十分熟悉，需要一個過程，大家的思想才能逐漸一致，才能減少工作上發生某些不合拍。我們應該建立革命者的友情，避　免感情用事，鬧派性鬧意氣。應該平等相處，彼此相信，不是彼此猜疑。我們都是直性子人，可能容易發生一時的見解矛盾，但正因為如此，也就容易釋然，容易和好，我是這樣　想的，也盼望是這樣，不知你以為然否。在當你的思想、我們的看法不統一時，是否可以暫時放在一邊，以後再說，先團結起來幹工作吧。現在家裡是舒群、雷加、牛漢在負責，　你儘管先同他們談談，他們都比我能幹，客觀，希望你們合作得好。我大約四月中旬可以回來，回來作檢討，請你們寬恕。五月也可能出國，四、五、六期都是舒群管。我當儘量　幫助。

信的末尾說明：“這封信開頭寫在桂林，收尾在長沙。”

丁玲回到北京後，4月16日，接到劉紹棠4月14日的覆信。

收到您的長信。聽家人講，您在赴廣西前夕，曾給我打過電話。您是我的老前輩，我很過意不去。《中國》主編六人，以您為首，都曾想齊心合力辦好一件當代中國文壇的大事。　艱苦創業時，大家各盡所能，共同奮鬥。為什麼開啟了局面，反而難以合作下去呢？您更應該多想一想。我們之間，是合作共事，而不是上下級關係，您在六人之間，是協調，不　是領導。那麼，這些日子，究竟是誰忘掉了分寸，獨斷專行，不尊重別人，傷害了這個本來志同道合的集體？團結，只能是大家的向心的凝聚，而不是對一個人的服從和依附。

您依靠您的親信，您的親信依附於您。事事向您和陳明同志請示，而我和另外的某些主編則不能與聞，不得而知，您怎麼就沒有感到不正常呢？安排編輯部的組成人員，跟誰商量　過？我們推薦的人，為什麼遭到拒絕？為什麼我多次提出意見和建議，都不被考慮，是不是怕被打破一統天下？第一期的大部分小說，第二期的一部分小說，是我組稿和安排的。　為什麼第三期的小說安排在接受我的設想之後，忽然又以‘照顧’我的身體和創作為名，另行籌劃？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如果您是無心，那麼某些人卻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