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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用眼睛看，籽兒在鍋裡自己動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後裝在小布袋裡，縫在衣裳裡邊，藏好。一定要藏好，幹部們要檢查的，那東西容易吃死人，幹部們不叫吃，檢查出來就沒收了。

黃茅草籽吃起來也麻煩，抓一撮放在飯盒裡煮，煮著煮著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澱粉打的粉湯，與澱粉湯的不同之處在於用筷子一挑能拉出絲來。這時候還不能吃，要攪，一邊攪一邊吹，叫它快點涼下去。涼了的“粉湯”像一團麵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條狀，拉長的感覺就像是拉橡膠一樣，然後咬著吃。那東西是嚼不爛的，只能咬成一塊一塊嚥下去。這東西根本就沒有營養，但是也沒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腸胃填充一下，克服飢餓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觀音土一樣。這種東西能挺時間，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洩不出來，需要吃別的野菜什麼的頂下來。這種東西千萬不能在粥狀的時候喝下去。在它還沒凝固成塊狀之前喝下去，它會把肚子裡的其他食物——樹葉子呀，乾菜呀，還有別的雜草籽呀——粘在一起，結成硬塊堵在腸子裡形成梗阻。我估計，在夾邊溝和明水至少有幾十人因為喝了這種“粉湯”而致死。有些人是出於沒有經驗，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著吃太噁心。少喝一點可能沒有危險，實際是對“粉湯”的粘性估計不足。

真是嚇壞了，我當時就說他：你不知道那東西不能喝嗎？他回答：餓得等不及了，還沒放涼就喝了幾口。我生氣地說，幾口？就幾口嗎？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說這可怎麼辦呀？

他說要是有點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瀉藥，它可以把腸子裡的食物變成稀湯子排洩出來。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場部衛生所，但是醫生把我罵了出來：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腸子拉出來，你還要瀉藥，我到哪裡給你找瀉藥去！

醫生說的話也對，農場鬧病的人大都是因為吃了髒東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幾天就死掉。

我沮喪地回到窯洞，跟文大業說，你還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給你掏！

還在夾邊溝的時候，我們就互相掏糞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勞動把我們的身體榨乾了，每天供應的十二兩［1］原糧不能提供沉重勞動所需的熱量，為了活命，我們把穀糠呀、樹葉和草籽呀，凡是我們認為有營養的東西都填進肚子。這些東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們的腸胃早就沒有了油水，所以排洩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們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盡全力才能排洩出幾個糞蛋蛋。有人在罵人的時候說，你打嗝怎麼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說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們那時候排洩出的東西就是和驢糞蛋一樣的草糰子。我們經常在茅坑上蹲半天，連個糞蛋蛋也排洩不出來，必須相互幫助，互相配合：一個人趴在地上撅著屁股，另一個人從後邊掏。我們大多數人都有一個專用工具，是用質地堅硬的紅柳枝條削成的木勺，狀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許多倍。沒有製備專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飯小勺的把兒掏了。

文大業對我講的時候，事情已經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脹得圓鼓鼓的，但又排洩不出來。我馬上和他一起走到窯洞外邊去，他趴在一個土坎上，撅著屁股，我跪在後邊進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長的時間，我也沒掏出一點東西來。文大業的肚腸裡吃下去了很多菜葉、草籽之類的代食品，“粉湯”把這些代食品黏結在一起，凝成了一個很堅硬的硬塊。硬塊的直徑超過了肛門的直徑許多，堵在肛門上，根本就無法掏出來。我試圖把這個硬塊捅碎，使之化整為零，但也沒有成功。我的專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塊就移動，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業又痛苦難忍呻吟不止。最後的結果是我的專用工具把他的糞門搞得鮮血淋淋，一塌糊塗，硬塊安然如初。

文大業的肚子脹得越來越大，五六天後就“脹”死了。我們把他的屍體用被子裹起來抬到窯洞外邊放著，下午，農場掩埋小組的人把他裝上馬車，拉到北邊的山水溝口埋掉了。　。

我們窯洞裡，唯一不吃髒東西的是董建義。董建義是省人民醫院的泌尿科醫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畢業於上海的哪個醫學院。還在夾邊溝的時候我就認識他，就是沒說過話，我和他不在一個隊。1959年國慶節前夕，農場組織我們去酒泉看酒泉勞改分局搞的《建國十週年勞改成果展》，在一家飯館吃飯，我們倆坐在了一起。夾邊溝的右派分子們大都身上帶著一些錢和糧票的。這是他們當初從家裡帶來的，因為勞教農場不許加餐，就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