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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漢的右派講給我聽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畢業，1948年參加解放軍，解放後曾經加入志願軍入朝作戰。在朝鮮戰場他負了傷，三根肋骨被美國人的炸彈炸斷。回國治療後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說，後來因為出身於大資本家家庭的緣故，組織部門調他到甘肅省公安廳，名義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廳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區勞改分局，在生產科當一名生產幹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開除公職，送夾邊溝勞動教養。1960年12月以後，夾邊溝農場的右派全部釋放回原單位去了，他卻無“家”可歸，因為他是被開除公職的右派。在勞改分局的招待所裡住了兩個月以後，領導終於想出辦法來了：你到安西縣的十工農場去吧，不算幹部，也不是勞改犯，去當個工人吧。他到了十工農場，場領導又作難了：正式招工吧手續又不好辦，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後只能以刑滿就業人員對待，每月發二十四元工資，在勞改隊種菜。種菜到1969年，因為戰備的原因，十工農場的犯人遷移到甘肅中部的五大坪農場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幾個就業人員一起移交小宛農場。於是，他就成了我們十四連畜牧班的放牧員，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間房子裡。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瞭解，也信任對方了，他便陸陸續續對我講了許多夾邊溝農場的故事。

今天我再給你講一段夾邊溝的故事，是一個女人的故事。她是個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說過，1960年國慶節前，夾邊溝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業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幾百名體質太弱什麼活也幹不了的，全都遷移到了高臺縣明水鄉的一片荒灘上。省勞改局的計劃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那片荒灘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要開墾五十萬畝土地。因為倉促上馬冬季臨近，其他農場的領導很賊，沒有按計劃調人，就夾邊溝農場的右派調過去了。大約是一千五百人，分別住在祁連山前的兩道山水溝裡。千百年來，從祁連山裡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灘上衝出了幾道深溝。山水溝蜿蜒兩公里多長，南邊靠近祁連山的一端很淺，越往北越深，最深處有六七米。出了山水溝是一片泥沙沉積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於沒有木材蓋房，我們住在自己動手挖的窯洞裡。窯洞大小不等，溝淺的地方，靠近南端，因為崖坎矮，挖的窯洞才一米高，人四肢著地才能鑽進去，進去後坐著剛能仰起臉來。這樣的窯洞住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我們組的窯洞挖在山水溝中端，很大；我們組最早是二十五個人，在夾邊溝死掉了三個，還有三個因瘦得走不動路留在夾邊溝了，剩下的十九個人加上其他組沒住處的兩個人，全住在這個窯洞裡。我們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業、崔毅、魏長海，還有晁崇文、鍾毓良、章……哎呀，叫章什麼來的，那是個西北師院歷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來了。對了，崔毅，崔毅這時候已經不在明水也不在夾邊溝了，他在兩個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畢業生，英文講得特好。這人四十年代就參加學潮，是地下黨，解放後是省委宣傳部的幹部。文大業是省衛生學校的副校長，原蘭州醫學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髒東西死掉的。對了，董建義也是那幾天死掉的，和文大業前後腳死掉的。

文大業的死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從自己的鋪上挪過來湊近我，說，老李，我活不過一個星期了，我喝粉湯了。我當時嚇了一跳，問他真的嗎，他說真的。

我可是嚇了一跳。他說的粉湯就是用黃茅草籽煮的湯。黃茅草你知道嗎？你肯定知道，草灘上到處都長，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它長的樣子就像駱駝草一樣，一蓬一蓬的，莖稈比駱駝草的莖稈還粗還高。它的莖是黃色的，葉片也帶點黃色，很好辨認。河西的農民都叫它黃茅草，有的叫黃茅柴，因為農民們都拿它當燒柴，有的把它挖來埋在田埂上做風牆——擋風。黃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這我們原來不知道，是酒泉縣和高臺縣的右派們說的，他們也是聽老人們說的：鬧饑荒的年頭，當地的農民們用它充飢。於是，右派們就跟他們學，拿著床單到草灘上鋪開，把黃茅草枝條壓下來敲打，把籽打下來；然後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著床單搖晃，叫風把皮兒颳走。不能吹，黃茅草籽太小太輕了，像罌粟籽那麼大小，一吹就連籽都吹跑了。籽兒收集回去再用鍋炒熟。炒的時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當然，那麼小的籽兒，你是聽不見爆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