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頁)

的人來。像我這樣只會寫寫文章的，屁用都沒有。不要說我，就算孔夫子活轉過來，也沒用！為什麼？因為沒有實實在在的制約力量，也不能採取強制措施，哪裡剎得住車？那麼，當今之世，誰最有力量？政府。這是目前中國最強有力的。難怪睢寧縣委書記會很有底氣地說：如果公權力都靠不住，NGO靠得住嗎？

睢寧之套與中國之套（2）

然而書記同志也許沒有想到，政府出手治理“道德沙塵暴”，可能會奏效於一時，甚至會迅速奏效（我從不懷疑中國政府的能力）。但從長遠看，卻是不折不扣的“飲鴆止渴”。

道理也很簡單：道德不是法。因此，道德一定是在“法外”的。也因此，如果政府來管道德，必定“法外施法”、“法外行政”。這就必定導致政府“撈過界”，也必定導致公權力的無限擴張。無限擴張以後，又怎麼樣呢？道德沙塵暴，就會變成“權力沙塵暴”。公民的合法權利，就難免會受到傷害，因為政府的權力已經不受限制了。

或許有人會說，為了治理這鋪天蓋地的“道德沙塵暴”，我們採取“權宜之計”，先讓政府的權力“有限擴張”。等到道德環境治理好了，再讓它縮回去，不行嗎？

抱歉，不行。第一，什麼叫“有限”？邊界又在哪裡？第二，請神容易送神難。權力既然越過了法律的邊界，它還縮得回去嗎？更重要的是，第三，政府的權力一旦越界，就必定在治理道德環境的同時破壞這環境。因為道德的墮落，恰恰源於權力的泛濫。沒有“真天子”，就沒有“土皇帝”；沒有“宮中龍”，就沒有“地頭蛇”。黑惡勢力也好，硬闖紅燈也好，本質上也是強權政治、特權思想。只不過，是“山寨版”的。

所以，道德這事，政府管不得。

政府管不得的，公民也管不了。因為如果政府都沒有權力管，公民作為個人，又哪有這個權力呢？公民能夠做的，是管好自己。別人的事，他頂多只能批評，其實是沒法管的。孔夫子，不是連他自己的兩個學生宰予和冉有，都沒能管了嗎？當真要管，就只能把每個公民都變成政府或警察，滿街偵緝隊，人人派出所，一夜回到“文革”中。這，能行嗎？

睢寧之套，即中國之套

〇　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了的，正該社會來管。

能管道德的，只有社會，也應該是社會。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要有道德，就因為只有組成社會，人類才能生存。為了保證社會穩定，個人安全，人類發明了道德。道德是社會成員的約定俗成，也是社會關係的維繫紐帶。所以，即便將來國家消亡了，法律沒有了，道德也仍將存在。何況，社會恰恰是介於政府與個人之間的“第三者”。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了的，正該社會來管。社會管道德，名正言順，理所當然。

何況我們也有這個傳統，這就是“鄉民自治”或“鄉紳自治”。可惜，這個傳統中斷了。為什麼會中斷？因為基礎不復存在。所謂“基礎”，就是“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以及“宗法社會的社會基礎”。這兩個基礎都沒了，哪裡還能搞鄉民自治或鄉紳自治？

當然，這也不要緊，因為我們還可以按照現代社會的做法，實行“公民自律”和“社會自治”，仍然是“社會管道德”。只不過，這種方式的前提，是“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和“市民社會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說，社會管道德，是要有基礎的。要麼，是小農經濟、宗法社會；要麼，是市場經濟、市民社會。

然而，1949年以後，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由單位管著，組織管著。遇到“第三者插足”，兩口子吵架鬧離婚，也要找書記。結果，黨委管思想，政府管道德，變得很有“群眾基礎”。鄉民自治，鄉紳自治，自然“無可奈何花落去”。公民自律，社會自治，則更是少有人說，少有人知，也缺乏配套的機構和制度。睢寧縣委書記說“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國50年也做不到”，恐怕也是“話糙理不糙”，因為我們確實缺少“市民社會”這個中間層次。

現在麻煩了。政府管不得，公民管不了，社會管不著，我們走進了死衚衕。

這當然不是睢寧一縣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睢寧不過是中國的縮影。所以，睢寧的困惑，就是我們的困惑；幫睢寧解套，就是幫中國解套。

怎麼解？只能加強“市民社會”的建設。市民社會來自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講究“公買公賣”。這就是“公平原則”。講公平，首先得平等。這就是“平等原則”。既平等，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