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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藥：國內未上市的進口藥。

三類藥：複方製劑。

四類藥：仿製藥。

五類藥：已上市藥需新增新適應症。

高純說，第四類藥的審批存在問題最多。在他看來，藥價屢降不下的秘密就與這類藥有關。同一種藥改個包裝換個名稱，就可以變成新產品，從而獲得重新定價的權力，不受政府降價令的約束。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藥品的價格往往高出其本身價格的數十倍，而藥監局也並未進行有效的價格監督。

子　墨：很多患者會覺得藥價虛高是醫院的問題、藥商的問題，中間存在太多回扣和紅包的問題，沒有感到這是藥監局的問題。

高　純：藥監局擺在前面，因為它的監督不規範，才會出現這些問題。國家發改委搞了20次降價令，降價令下來以後，廠家就玩花招，把普藥改換包裝、改換劑型，變成一種新藥，由此自主定價，繞過發改委的降價令。但是如果國家藥監局把新藥審批卡得很嚴，這些企業想把價格定高都定不了，沒辦法去定。

子　墨：藥價會高出應有價格的多少，能舉個例子嗎？

藥價之謎（3）

高　純：有的高出了10倍。比如環丙沙星，成本價在2元錢左右，但是定價在36元；欣弗也是這樣，成本2元錢不到，定價也是36元。還有利歐，它的成本價我核算在6元左右，但是最高零售價達到148元。這個價格當時是怎麼批下來的？為什麼會定這麼高？我認為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去追查。

因為舉報，高純失去了他生活中原有的平靜和快樂。1999年，33歲的他被企業當做內退員工處理，此後又連續多年被剝奪職業藥師考試資格，這使他不得不離開醫藥行業，一貧如洗，四處打工。不僅如此，他連作為一個公民理應享有的人格尊嚴和人身安全也屢次受到威脅。

子　墨：除了停薪停職，這些年因為舉報你遭受過的最嚴重的打擊報復是什麼？

高　純：我被打了兩次。第一次是1999　年5　月26　日，當時羅永清提升為副總經理以後讓我下崗了，停發我每月200　元的生活費。我只能在外面送煤氣打工，他一看我送煤氣也可以養活一家人，就把我送煤氣用的車砸了。我到企業去講理，說你們不給生活費，我靠自己的力氣養家餬口還不讓我幹，你們到底要怎麼樣？他（羅永清）說我影響了領導辦公，讓保安把我打得恥骨骨折，移位厘米。

第二次被打時間是2003　年，國家藥監局讓岳陽藥監局給我出示一個能參加職業藥劑師考試的證明。我多次到岳陽市藥監局要求開證明，他們沒同意。最後一次我和他們發生了爭吵，當時有一個書記跑過來，大罵我是神經病、狂徒、流氓，打死算了。他一喊，就有五六個人圍過來打我。我報了“110”。“110”　來了以後，他對“110”說，把這個狂徒、神經病抓起來，搞死他。這樣我就被派出所關了10　個小時。

子　墨：以什麼名義被關的？

高　純：調查。

子　墨：這兩次經歷沒阻止你繼續舉報嗎？

高　純：更堅定了我要舉報的決心。我一定要把他們告下來。

在向湖南省有關部門屢次上訪沒有得到滿意結果後，高純將申訴的主要物件轉向了新成立的國家藥監局。他說，這些年他一共赴京上訪35　次，曾在國家藥監局的8　個局長接待日見過6　位副局長。

子　墨：完全是自費來北京嗎？

高　純：對，都是我借的，有部分是朋友資助的，讓我有錢再還，沒錢就算了。

子　墨：來一次北京要花多少錢？

高　純：我一般花得比較少。最困難的時候是用200　元錢在北京待了21　天。

子　墨：這21天怎麼度過的？

高　純：現在想起來也心寒。那次上火車我沒有買票，兜裡就200元錢，還要留錢乘車回來。我找到列車長，說我沒錢買票，要到北京去。他問我為什麼？我就把材料全部給他看。他說，行，我領你出站。他很支援我的行為。到了北京，我就住在西直門立交橋下，西直門立交橋正對著國家藥監局的大門。晚上我睡在立交橋下，白天站在藥監局門口等領導來處理問題。

子　墨：當時是什麼季節？

高　純：3月份。

子　墨：3月份北京還很冷啊。

高　純：冷的時候就起來運動。

子　墨：怎麼解決吃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