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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比亞大學，一流學者如雲，教授陣營強大，無論是歷史學、社會學、教育學，還是理工科技學科方面，都享有盛名；但是哲學，在全美享有最高聲望。而在哲學系眾多名教授中，胡適獨自服膺杜威教授。杜威對於胡適的意義是終身的，誠如他晚年在《口述自傳》中所說，“杜威教授當然更是對我有終身影響的學者之一”，“杜威對我其後一生的　文化生命既然有決定性的影響，我也難於作詳細的敘述”。他又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自序》中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怎樣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杜威是怎樣給他的學生授課的？看，胡適這樣描寫道——

美國，兩個大學三個專業。英語演說家。杜威門生（5）

杜威不善辭令。許多學生都認為他的課講得枯燥無味。他講課極慢，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的說下去。甚至一個動詞、一個形容詞、一個介詞也要慢慢想出，再講吓去。在這裡你可看出他講課時選擇用字的嚴肅態度。但是聽講幾個星期之後，我們也就可以領略他那慢慢地所講的課程了。他雖然不是個好演說家或講師，我對他用字慎重選擇以及對聽眾發表意見的方式印象極深。（《口述自傳》）

胡適尤其嚮往在紐約河邊大道——西116街南角的杜威家宅，由師母杜威夫人主持的“星期三下午家庭招待會”——

我們這批學生都有極大的興趣與光榮能見到紐約文化圈內一些陰陽怪氣的角色——那些長髮男人和短髮女人們……都認為是最難得的機會。（同上）

胡適對恩師杜威的感情具體體現，是在1919年邀請他訪華講學那件大事上。這年2、3

月間，杜威在日本帝國大學講學。訊息首先是陶知行獲悉，告訴胡適，要他與蔡元培校長商量，邀請來華講學。胡適取得蔡氏允諾後，就去信東京杜威。杜威欣然接受邀請，回信說：“這是很榮譽的事，又可藉此遇著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講演幾次。”緊接著，胡適聯絡蔣夢麟等杜威的中國學生，商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省教育會和尚志學會（北京）協辦，籌集基金，承擔杜威來華的全部費用。在杜威啟程來華之前，胡適幫助唐鉞編譯出版了杜威在日講稿《哲學之重建》。同時他在杜威抵華前後作文《實驗主義》（載《新青年》1919年4月15日）、《杜威哲學的根本觀念》（載《新教育》1919年5月）、《杜威的教育哲學》（載《新教育》1919年5月）、《杜威論思想》（載《新中國》1919年6月15日），以在輿論上造聲勢，迎接這位實驗主義大師。1919年4月末，杜威夫婦乘輪船離日本，前往上海，開始了為期兩年又兩個月的中國之旅（1919年9月，新學年開始後，為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聘為客座教授，講哲學），胡適追隨其左右，主持杜威講座，親自作翻譯。晚年他在《口述自傳》中有一段追憶這段經歷簡單的文字——

杜威於5月1日到底中國時正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前三天。這個在北京開始發動的學生運動原為抗議巴黎和會中有關日本對德國在華舊租借地的決議。杜威於五、六、七三個月中在上海、北京一帶目睹此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他在上海稍住數日便轉往北京。在北京他連續作了五個系統的講演。然後又前往各省——包括東北奉天省（北伐後改名遼寧）的瀋陽，西北山西省的太原，華中的湖北、湖南，華南廣東省的廣州等地。我是他在北京、天津、濟南、太原等地講演的主任翻譯。他在其他地方講演，我（因為北大教課的關係）不能隨往。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哥大時代的老同學王徴（文伯）則擔任其瀋陽區的翻譯。其他各地如南京、上海等處，則另由杜威其他學生分擔了。

杜威於胡適的一生非同尋常，所以在這裡有必要插敘下他竭盡地主之誼，以報湧泉師恩

的簡略行程：

——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婦抵達上海，胡適、蔣夢麟、陶知行等到碼頭迎接，旋即送到滄州別墅住宿。

——5月2日，為恩師在上海演講“開闢出一條道兒”，胡適應江蘇省教育會之請，以介紹杜威哲學思想為題旨，作談“生存進化”、談“方法論”、談“真理論”、談“實在論”的系列演講。

——5月3日、4日，杜威上海演講。3日，胡適“穿著一件長衫上臺”作翻譯。4日，胡適出席聽講。5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