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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大軍，他們的留學記憶中絕沒有我們後來常抱怨的外國食品味同嚼蠟、難以下嚥，因為中國雖是烹飪王國，但當年的中國人卻很少有口福享用珍饈美味；也沒有無法觀看中國娛樂節目、跟不上國內流行潮流的苦惱，因為那時的中國在這方面是如此之貧乏，也因為每日的留學生活被繁重的學習和打工二重奏所佔領，根本就沒有多餘的時間考慮娛樂。當年許多中國學生甚至把苦行僧或清教徒的生活視作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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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　留學的迷思（2）

然而，這一代留學生的目的是簡單而純粹的。那就是：不管要從事什麼行業，教學、科研、還是從商，甚或只是過普通的生活，都可以在發達國家尋求更好的條件、收穫更多的回報！多年以後，我們現在回視，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留學絕對是正確的抉擇。那批留學生中矢志不渝從事學術研究者，由於接觸了更為先進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普遍比他們留在國內的同行更有成就。90年代之後，國內的學術界更為開放，建設新型高校和研究部門的力度加深，他們中的一些人受聘於國內相關機構，或徹底迴歸、或兼職“兩邊飛”，這就帶動了國內各學科研究從理論模式、研究方法，到評價體系的轉變。他們本人也大多在國內的聘任單位中受到尊敬與重視，其待遇遠在未曾出國鍍金的同事之上，叫人好不羨慕。

也有很多80年代的留學生，在歐美國家很快就拋棄了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的企圖，而在半工半讀中轉向經濟管理、資訊科技、法律等實用專業，並在畢業後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以當地人標準來看，這些工作是平凡而勞累的，但這些中國年輕人卻藉此成為同齡人中最先接觸國外最新實用技術、經營理念、管理模式以及資本運作模式的人。90年代中期之後，他們中的很多人帶著這些收穫回到祖國，掀起了神州大地氣勢磅礴的新創業熱潮。隨著他們的成功故事在青年人中傳播、發酵，中國青年的理想奮鬥模式發生了質的革命。最被大學生們崇拜的不再是憑藉權謀而苦苦掙扎於升遷夢想中的“公家人”，而是憑著智慧和銳氣年紀輕輕就躋身於財富排行榜中的創業者們。隨著財富的積累更多地依賴知識、智慧以至先進的理念，溫文爾雅、不懂喝酒、不會賄賂、甚至還有些迂腐的知識富翁頻頻出現，80年代以來曾甚囂塵上的“讀書無用論”不戰自退、銷聲匿跡於百姓的思想之中。筆者以為，這是世紀之交中國民間價值體系的一次極其重大的轉型。而80年代和90年代初走出國門、90年代後期開始陸續返回的那一代留學生們，是推動這一重大轉型的不可或缺的偉大力量。現如今成為青年偶像的眾多知識富豪們，大多數都有在發達國家、尤其是北美留學的經歷。到後來，即使是出國留學本身及其副產品，也成為取之不盡的創造財富的源泉。新東方的創始人俞敏洪先生，始終沒有實現自己的留學夢想，但他創造性地將留學外語培訓和相關產品當作一門偉大的產業認真來做，卻鬼使神差般地成功了。在我的新東方歲月裡給本人很多啟迪和幫助的徐小平先生，是中國最早發現留學本身就是一個既充滿商機、又值得認真研究的學科，並投入其很大精力者之一。坦率地說，徐先生本不善理財經商，屬於忠厚而又狡黠、熱心而又頗有些脾氣的江南傳統才子，但因為引入在中國本土很新鮮的成功學、人才學理念，而被眾多善男信女們尊為大師，還上了2003年的文化人財富排行榜。

不過，上帝不會把同樣的機會原封不動地贈送給你兩次。90年代後期，就在當年那些老留學生紛紛回國、盡顯其“海歸”優勢、誘惑著眾多有志青年繼續浩浩蕩蕩加入這一大軍的同時，留學這一事業本身也在起著質變。筆者不才，僥倖成為這一嬗變的親歷者之一。

二

本人於1996年夏在北大本科畢業，當時心裡絕對沒有做好走入紛繁雜亂的社會的準備。記得那年7月2日，我在現已拆除的大禮堂聽吳校長對畢業生的講話，聯想到四年前在同一位置聽過他的新生動員講話，遂對旁邊的同學套用法國昆蟲學家法布林的話說：“一個校長的任期是這麼長，而我的大學生涯卻那麼短！”說著，竟無語凝噎，引得四下人恥笑。

在一個德國企業做了幾個月，我越發覺得自己閱歷不夠、積累太少，不能隨便就這麼打發了自己。本人也是堂堂的北大外語專業畢業生，可本科畢業，除了外教老太太和幾個跑來學漢學的怪異中年人，還沒有什麼和歐美人交往的經歷；國內教學條件的限制使我雖知道二十幾種德國啤酒和八十多種德國香腸的拼法，但從沒有機會嘗一下它們是什麼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