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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簡單是美，是本事。這樣效率高，能減少浪費。這與我性格有關。做人和做學問在每個人身上都是一致的。

假如我的研究一直侷限在美國外交、美國對華戰略、亞太戰略、中美關係，而不涉及別的，那麼，我恐怕就一直還是現實主義。老在這一個領域內就跳不出這個思維上的框架。這些轉變對我從事美國問題研究、戰略研究影響非常大。這裡就涉及怎麼看待美國，怎麼看待戰略，怎麼看待現實。理論都是解釋現實的，掌握的合理理論越廣大，思維的層面越寬，也就越可以把現實的具體問題看得準，在更廣闊的層面上，這有助於我們在全域性中更好地把握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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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　留學的迷思（1）

楊繼，1973年生，北京大學文學學士、清華大學法學碩士、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Dr。　iur。）。1997年至2001年在北京新東方學校講授留學英語，並創辦新東方德、法、日語培訓，培訓學員數十萬人。2001年7月至2004年1月任新東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並從事留學諮詢業務。2002年赴德攻讀博士學位，並獲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全額獎學金，2004年11月獲得德國法學博士學位，其後任教於清華大學法學院。由於其獨特經歷，著述也分為法學研究、外語教學、留學與海外生活三大類，如《股份公司代表人制度研究》（德文，在德國出版）、《德國商法》（譯著）、《GMAT閱讀精解》、《GRE閱讀剖析和全真題解讀》、《踏上滑板去留學系列》（分為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六分冊）、《在思想的國度遨遊——德國留學全攻略》等等，並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不經意間，我們這些生於上世紀70年代初的人，似乎也有了平靜地檢視自己思想的習慣，姑且可以看作是對已逝去的躁動青春時代的一個逆反吧。德國曆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薩維尼說：“普通人從不同角度進行的思想就是一個民族精神的來源”。我們這些不定型的思考，正好可以作為歷史的真實記錄，成為將來批判與反思的物件，為我們這些普通百姓的思維——其學術名稱叫“民間思想”——立一存照。特別是，對於我們這一代相當多的讀書人極為重要的一段人生歷程——留學，從這場大潮的萌動到狂熱、再到退潮與冷靜，不管是夢斷留學路的、淺嘗輒止的、十年寒窗的、還是步入輝煌的，由於本人的特殊履歷，實在是見得太多，而由於尚未麻木的青年人的情緒，我又無法將這些經歷都平淡對待、泰然處之，只好借曹保印先生主編的這部鴻篇鉅製的一席之地，把它們記錄下來吧。

一

留學之制，雖古已有之，但我中華自古上方大國，有何必要向蠻夷番邦虛心求教？因此，三千多年來，但聞四周各色國家和部族的留學生到中土學習，其中還產生了不少古代的國際友誼佳話，而中原人向外求學，除了中世紀虔誠的佛教徒矢志西行外，還真是罕有記載。國人大規模地留學東西洋各國，最早起自19世紀中後期，於20世紀初達到一個高潮。這批留學人員大多在國內有著殷實的家境和背景，畢業回國後，多成為我國各學科領域的奠基人和引路人。有趣的是，這些留洋回來的人，儘管在生活習慣、衣裝舉止上難免西化，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對中國傳統道德操守的堅持，卻絲毫未見減弱，甚至比未曾留洋的土產精英尤甚。

20世紀50年代，我國又向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派出了大批留學生，從中也培養了不少國之棟樑。但當時主要是派遣理工科學生，功利性較強，更由於這些留學目的國本身的侷限，這批留學人員對國民思想與民族精神的貢獻不大，他們自身的命運軌跡也較少透過留學而得以改變。

待到我初記事的80年代初期，中國大學畢業生裡又興起了第三次留學的高潮。這次留學大潮持續了近十年，到80年代末才有所回落。當年大學裡的“託派”無論是抱著“禮失，求諸野”的雄心，還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堅定，都毅然決然地踏上了遙遠而陌生的異域。他們的留學環境比之一二十年後的我們，要艱難很多，大部分人都沒有全額獎學金，而中國居民的收入在那時又少得可憐。80年代的中國，經濟發展剛剛起步，歐美人很少把我們當回事，那時國內的普通人，無論在資訊上還是生活方式上，也與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相當多的老留學生們都在走出國門的頭幾個月，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甚至血淚感覺到了祖國的真實形象和地位。我後來在新東方認識的幾位###，大多在80年代中後期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