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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現在是否可以說“通三統”？今天已出現的這類說法至少大大低估了這三種“傳統”的異質和衝突。因為“千年傳統”是傳統社會的“正統”，而“百年傳統”實際上是一種激烈反這種“正統”的“傳統”，它代表著一種決裂、或至少是斷裂。而“十年傳統”則直接是對“百年傳統”的一種回撥，或如當時人們所說的“撥亂反正”。在某種意義上，它也開始試圖對“千年傳統”做部分迴歸，但是，它更是代表一種對過去中國人的經驗完全新穎的東西。“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這三種“傳統”的“書法”或“觀念形態”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首先分別地梳理、清醒地認識和深入地反省這三種“傳統”，而不是急於談“會通”。真正的“合”的階段可能還沒有到來，甚至要不要“合”、能不能“合”也還是個問題。而我們急需的也許是重建某種歷史意識和時間觀念，以幫助我們把握一個變化越來越快的世界。總之，哪怕是為了前瞻，我們也需要停下來不時回顧，就像在一部叫《魂遊一八七一》的影片中，主人公曾說過的一句話：“我們能據以面對未來的，就只有我們的過去。”

我們不妨再借用今文經學的一個說法來作為描述的範疇，董仲舒劃分孔子《春秋》紀年的歷史為三世：“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立足於今天，我們也許可以說，我們的“所見世”主要是“十年傳統”在活躍地起作用，我們作為獨立和活躍的主體親自見證著這一段歷史；而我們的“所聞世”主要是“百年傳統”在活躍地起作用，我們對這一世的知識多是得自耳聞，得自父祖輩的經驗教訓；而我們的“所傳聞世”則自然主要是“千年傳統”在起作用，我們瞭解它主要是透過各種典籍。它一度湮沒無聞，打入黑暗，直到最近才漸漸透出些光亮。今天的回憶和解釋者大概也常常是“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而這些回憶和解釋，或將也匯入到影響後人的“傳統”之流中去。

本書的發願正是基於這樣一些對歷史的初步認識。我們希望對我們的“所見”有所記錄，希望對我們所“親歷”的有所回顧。而2006年還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是歷史上某個重大事件的三十週年，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結束，意味著中國向一個新時代過渡的“開始”。

我們想就選擇這一“開始”作為我們回憶和敘述的基本起點，這些年可以說是三種“傳統”開始匯聚到一起的年代，也是本書的作者們作為活躍的主體開始發揮自己作用的年代。在前面的十五年，形式上還有“百年傳統”的延續，即還是運動式的、動員式的，但學者們比較一致地試圖回到百年前期的啟蒙；在後面的十五年，則開啟了一個新的程序——走向全球化和市場社會的程序，知識分子也嚴重地分化了：有人擁抱市場經濟，有人堅持思想啟蒙，有人迴歸千年傳統，也有人重新訴諸革命遺產。當然，作為學者，我們主要是寫下與知識和思想有關的工作和精神歷程。我們願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全景、或片段、或細緻、或概略地展示：

三十年，我們這樣走過。

於是就有了現在的這本書。本書由曹保印主其事，他的工作精神、態度和效率令人佩服，我們還是在今年1月說起此事，他在2月就完成了組稿。我們衷心感謝本書的眾多作者，他們作為“所見世”乃至“所聞世”的親歷者，敘說了自己的故事。

王學泰和李楯是本書作者中最年長的兩位先生，他們一個敘述了自己從監獄中出來之後在1978年10月左右的“平反路”，一個敘述了自己退休後到清華所做的許多事情，使人感嘆如果沒有那些人為的障礙，人們本來可以做多少事情。

季衛東、徐友漁、崔衛平、陳家琪等主要回憶了自己在“文革”結束後向新時期轉折的一些經歷和感受，他們那時候還都是大學生或研究生，那的確是“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的時期”，一個清新和青春的時期，雖然也包含著選擇的煩惱。還有像梁小民、黨國英所記述的追求理性和科學的過程，李寶元“從農村走來”，徐賁“與文學做伴”的經歷，也都深切真摯。

序言（3）

歷史鉅變往往是透過一些小事和個人表現出來。吳祚來回顧了我們被一些不同的聲音掌握的過程——先是被哨聲和高音喇叭、後來是收錄機和電視聲，現在是手機、電腦和網路聲。周永生也回憶了自己在大題目下的幾件小事。袁嶽談到了教養的重要，記述了一位師摯龔祥瑞對自己的影響，而邵建則談到了自己如何被一位未曾謀面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