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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的經歷對我以後研究國際關係有直接的幫助和影響。當時不能考大學，高中畢業一般是下鄉插隊，所以，當兵也是最好的出路。當時學校的好學生很多當兵，我一直是好學生，班、年級、校學生幹部，所以當兵也是當時自然的選擇，最好的選擇。我前後有8年的軍齡，從戰士到幹部到軍事院校教員，對我後來理解、從事外交國際關係、特別是安全問題研究起了基礎的作用。

大學階段是每個上過大學的人一生最難忘的時期，也是實現自己理想的最佳時機，但當時我既沒能學習國際關係專業，也沒有能夠來到北京。人生一半的事情不是計劃的，所謂時事比人強。人要努力，但是一生中，包括事業、戀愛、婚姻，都得講緣分、機遇。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允許我們報名。我複習的時間前後加起來一共25天。我所報的幾個學校的國際關係或相關專業都沒有考上，成績差得很遠。我後來還跟女兒講，自己當時是革命理想高於天！後來就被調劑到大連外國語學院英文系。我中學時學的是俄語，1978年，全國很多外語院系想從英語考生中招生比較困難，招不滿。所以當時採取的辦法就是從文科考生中招。主要是透過面試，看發音是否清晰。後來，我就收到英語語言文學系的通知書。這就是陰差陽錯，現在再也不會有誰一個單詞不會就進了外語系的。

我對英語一直不太感興趣，也承認我學外語沒有天賦。我與那些中學學英語的同學相比，有差距。儘管學習上我很努力，還是一直處於中下水平。在“英美概況”、“閱讀”、“翻譯”等課上，我有優勢，因為我讀的書比較多：包括英語世界的政治、地理、文化、歷史、社會等方面的書，但是我對科技方面的不感興趣。

除外語外，大學時期文學方面的書讀得比較多。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被壓抑得太久了，所以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有一種爆發，就出現了所謂的“傷痕文學”、“暴露文學”，傾訴“文化大革命”給人們造成的深深的傷痕，暴露一些人的腐敗、黑暗。這些對我們那一代學生影響很大。那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時代！經過十年浩劫，百廢待興。《花城》、《鐘山》、《百花》等一些文藝雜誌突然湧現，真有點類似文藝復興的場面。當時外面的東西，外國文學、校園文化、港臺歌曲，包括瓊瑤、三毛的作品，大量湧了進來，使我們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我們沒事就泡在圖書館裡，一進館，首先搶這些流行的文學雜誌，之後才看專業書。

總起來說，這些閱讀對人的影響是積極的，使得大家一股勁地向上。“文化大革命”十年，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思想上非常單調、空虛，突然看到外面的世界，體會到很多人生的真正的東西，包括黑暗的東西，對人們的衝擊很大，使人們看到光明，重燃對美好的嚮往。1979年中美建交，正好是我上大學學英語的第一學期；1984年中國女排興起，我們這代人對女排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對我們來說，中國的興起和女排的興起是同步的。女排的興起代表著中國的興起，這說明一切都在興起。所以，人是跟時代、國家、社會同命運的。個人離不開國家、社會，不是高考恢復招生，我不會上大學；沒有國家的興起，沒有改革開放，中美不會建交，當然就沒有我們出國留學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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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樹龍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3）

大四時的第一次考研也沒有成功。我當時報的是外交學院，各科雖然都在及格以上，但卻沒有考上。這一次的失敗對我打擊很大，從幼兒園開始算起，那是我第一次努力後的失敗，所以我很痛苦。但我沒有放棄，第二年又試，終於考入國際關係學院，一下子實現了我的兩大目標：來到北京和讀國際關係專業。

跟大學階段完全不同，研究生階段我的學習如魚得水。我的專業課學得很好，應該算是出類拔萃，但是，學校裡的多數課程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所以我非常努力地自學，經常泡在圖書館或待在宿舍自己看書。因為書借得多了，所以圖書館管借書的老師跟我很熟。這一階段，我讀得最多的是國際關係、國際關係史，美國的地理、歷史、政治方面的書。我還是對美國問題感興趣。

1983年我讀研究生時，國內剛剛開始介紹引入西方國際關係學。所以，當時讀到像《國家間政治》這類的書，大家真是感覺眼前一亮。當時，國際理論方面的書，對我來說還是摩根索的這本影響最大，這本書讓我覺得國際關係就是這麼一回事，認為他的這本書講到了國際關係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