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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復相同，故魯迅有時或類魯智深。故魯迅所殺，猛士勁敵有之，僧丐無賴，雞狗牛蛇亦有之。魯迅終不以天下英雄死盡，寶劍無用武之地而悲。路見瘋犬、癩犬、及守家犬，揮劍一砍，提狗頭歸，而飲紹興，名為下酒。此又魯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語堂《悼魯迅》

半個國學大師

2006年6月，據說全球有130萬的華人，透過網路投票的方式，評選出了10位“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王國維、錢鍾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馮友蘭。結果公佈後，立刻引起了一番爭論，爭論最為激烈的是郭沫若和魯迅的入選。爭論結果以反對者的妥協讓步而告終。不過這妥協、讓步是看在“史”和“古”這兩個字的面子上做出的，至於“小說”、“文學”、“校勘”、“整理”，反對者骨子裡仍然是反對者，因為在他們看來，所謂“國學”是以“經”、“史”才變得尊貴，小說之流，即便允許它踏一隻腳到“國學門”的門檻裡邊來，終屬末流。所以，反對者的妥協讓步是極不情願的。不過，魯迅卻因此在去世70年之後得了一個新稱號——“半個國學大師”。

筆者在此無意加入這場熱鬧的辯論，不過由此卻對國學根底深厚的魯迅不研究“經”、“史”而轉投小說創作和雜文寫作這兩個“非正統”領域的原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國學修養的三個層面

魯迅出身於書香門第，周家的大門上有一塊“欽點翰林”的匾額，大長周家在紹興城中的身份地位。祖父周福清大有讓兒孫一起考取翰林，在門上懸一塊“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額的雄心。所以，從魯迅5歲開始，就讓本家兄弟周玉田教他讀經。11歲時，又把魯迅送到紹興城內的三味書屋跟壽鏡吾繼續讀經，這一讀又是5年。魯迅在讀經時期基本讀完了《十三經》，包括非常難懂的訓詁書《爾雅直音》。這可以說是魯迅國學基礎的第一個層面。

有學者曾說，魯迅有“三絕”，指的是魯迅在創作、翻譯和輯佚三方面的成就。其中的“輯佚”是指魯迅校勘整理古籍和研究古碑拓本。這兩樣工作實際上是版本學的範疇，在清代就叫“輯佚”，是所謂‘漢學’的基本工作之一，最考驗一個學者周密小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闊的披覽能力。這是魯迅國學修養的第二個層面。

魯迅國學的第三個層面是對佛教的獨特研究。許壽裳的話一直是研究魯迅與佛教關係的指南：“民三之後，魯迅開始看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民三”就是民國三年，即1914年。1914年是他購買閱讀佛書的“瘋狂期”。　這種瘋狂購買、借閱佛書的日子，一直持續到十月，共計購買閱讀81部、211冊。

如此大規模而猛烈地閱讀佛書，在同時代學人中非常少見。在中國，佛教文化早已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學術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猛烈的研讀中，佛教教義中的精髓也滲透到了魯迅的思想深處。

拋棄“經史”

在這樣一個深厚的基礎上，魯迅為什麼沒有去搞其他國學大師研究的“經學”和“史學”呢？

我在這裡給大家提供的一個淺薄的見解是：第一，魯迅對“經學”中的“經義”歷來持批判的態度，而且老而彌堅；第二，他以天才的洞察力看到了中國“一亂一治，一治一亂”、“前進——倒退——再前進——再倒退”的大迴圈歷史結構的秘密所在，他決定拋棄過去的歷史，努力走出第三條道路來。也就是說，他不願為那些被自己內心深處拋棄了的正統的“經義”和“歷史”作更多的無謂的註解，搞所謂的國學研究。

魯迅幼時念的十三經，多是儒家經典的原文，而不是後代學者的註疏，所以他對這些經文儘管不如其他雜經、雜書感興趣，但也不是很反感，更談不上憤恨。但讀到後代特別是宋代的學者如朱熹的著作時，他就感到“經義”的可怕了。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圖》的文章，提到朱熹編輯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兒”的故事，給他精神上帶來了巨大的刺激。魯迅為此寫道：

“我最初實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黃金一釜，這才覺得輕鬆。然而我已經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並且怕我父親去做孝子了。”魯迅對“禮教”的惡感大概種因於此。

說到中國的歷史，最能說明其演變規律的，就是四大名著之一《三國演義》開頭的那句話：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魯迅則將這個關係進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國人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