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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罪犯在被處決之前，要在監獄裡待上大約10年左右。如果這個罪犯是無辜的，那麼在這段時間裡是非常容易發現判決上的錯誤的。如果一個星期之後處決犯人，那就很難發現判決上的錯誤了。執行延期不僅產生滯後效應，而且會耗費很高的成本，因為犯人的坐牢時間很長，他們會無休止地上訴，還要面對認罪後一系列煩瑣的法律程式。

儘管是無心之說，但對誤判的關注度似乎被誇大了。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一樣，2004年被處決的人數為59人（從1951年開始，每年的處決人數都未超過98人）。假如執行中沒有長時間的拖延，這個數目可能是60，被處決的另外那個人實際上是無罪的。每年死於事故的美國人超過10萬，大多數死亡都比注射致死更痛苦。這似乎有一定的心理原因。和大多數不明身份的人的死相比，一個單身且身份已被證實的人的死亡並不會引起多大的關注。正如斯大林諷刺的那樣，一個人死了只是一場悲劇，許多人都死了才可以作為資料儲存下來。

但是這屬於心理學的範疇，關於快速處決那些罪有應得的犯人，在經濟範疇存在著爭議。死刑的威懾力與成本的降低都可能促使處決無辜人士的微小機率增加。更重要的是，如果分配更多的時間去處理死刑訴訟的案件，即使處決的拖延時間縮短，出錯的機率也會降低。

第七章　違法、恐怖主義與懲罰（2）

然而，現在仍舊存在處決拖延的情況，有關死刑滯後效應的證據已為阻止廢除死刑處罰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我對威廉斯的案件作了最後的思考，主要認為，他已經在監獄裡有所改過，更重要的他已經成為有一定影響力的幫派暴力的代表。這種言論已經在全社會盛行了嗎？　一方面，如果殺人犯們知道透過勞改就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下場，那麼死刑的威懾力就會減弱。另外一方面，威廉斯所加入的幫派可能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那麼這樣的幫派人數越多，就越容易得到寬大處理。公開揚言要殺人和從事其他犯罪活動而被處以死刑的人數越多，廢除死刑的公信力就越差。

波斯納

評論

波斯納已經就死刑的諸多問題作了很好的闡述，那麼我會重點討論死刑的威懾力，這是在死刑的激烈辯論中極為關鍵的問題。我支援處決那些認罪的人，僅僅是因為這樣做可以威懾住其他殺人犯。倘若我不相信這些，那我就應該反對，因為波斯納在前文提到的和論述的復仇和其他方面的動因，不應該作為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礎。

正如波斯納所言，有關死刑的實證分析源自艾薩克·埃利希。大量的研究不時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其他方面的論據，包括波斯納所引用的，都發現死刑有更強的威懾力。然而，我們不能僅僅依靠計算所得出的結果就下結論，儘管我相信這些論據可以說明死刑有威懾作用。

當然，有關處罰的公共政策不能等到證據充足再製定。即使只有有限的資料資源，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死刑可以威懾住殺人犯。當大多數人和殺人犯即將被處決時，他們會對死亡產生巨大的恐懼。正如波斯納所言，在適當的案件中，如果處決拖延時間越短，實施這種處罰越明確，那麼死刑的威懾力就會越強。我認同波斯納的觀點，在現有的執行機制下，死刑已經發揮了很重要的威懾力。

死刑的反對者們不斷控訴一個地區沒有權力去剝奪他人的生命，即使那是一個最應受到譴責和處罰的罪犯也一樣。然而，對於那些相信死刑具有威懾力的人而言，這是一種絕對錯誤的言論。讓我們來看看為什麼吧。假設處死一個犯人，犯罪的人數會減少3個——這個數目低於埃利希所作的研究。這就暗示著，相對於每個未被處以死刑的罪犯，將會有3個無辜的人死去。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如果政府不執行死刑，就會間接奪去許多人的生命。這些無辜者的生命比那些倖免於處決的罪犯的生命更有價值。基於這個原因，如果執行死刑能夠減少犯罪案件的數量和拯救無辜受害者的生命，那從道德層面來講政府就有義務執行死刑。

處決一個罪犯就能挽救3個無辜的人的生命，這似乎是一個很划算的交易，即使挽救兩個人，實行死刑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是我們作進一步的思考，假定處決一個只能挽救一個人。如果拯救生命比掠奪生命更有意義，那這一對一的交易仍會那麼有誘惑力嗎？當死刑的威懾力變得越來越弱，在某種程度上我甚至會將焦點轉向“非死刑”的問題上。但是基於受害者和殺人犯的不同，這種威懾力遠不如處決一個犯人來挽救一個人有意義，儘管我們應當考慮執行死刑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