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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一定量的汙染氣體。所有汙染者被允許排放的量產生的影響必須低於最終造成的汙染程度的影響，因為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減少大氣汙染。當你購買碳抵消產品之後，你對抵禦全球變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與自身利益比起來，這種無私奉獻的動力很小，對於規定限額的做法，碳抵消產品不是很好的替代品，有人懷疑這些專案的可行性與有用性。這些專案實施的有用性存在一定的侷限性，因為它們的顧客並不是溫室氣體的唯一排放者，公司的專案投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簡單地替換了原有的投資方式，並且這種服務可能會使人產生一種錯誤的觀念，即透過減少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可以為抵禦全球變暖作出巨大的貢獻。由於空氣中的部分二氧化碳最終會被海洋慢慢吸收，那麼每年高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會產生一定的聚集效應，如果這種排放速度穩定，那麼大氣密度就會增加。

與之相關的一個熱點就是，公司的這種做法會使人產生這樣一種觀念，即那些排放量為零的人會覺得自己已經為抵禦全球變暖盡了全部的力量。然而，如果美國100萬個富裕家庭這樣做了，那麼每年所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僅僅佔據全部排放量的一小部分。結合由石油生產者和其他公司為減排而實施的公共專案，碳抵消專案欺騙了許多人，使他們誤認為透過自身的努力就能減緩全球變暖的速度。如果人們堅信自願的努力就能解決全球變暖的問題，那麼政府對於因避免災難性氣候變化所耗費的巨大成本就不會存在什麼政治壓力了。

貝克爾之感言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貼現率在所有問題中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全球變暖就是由於拖延貼現所造成的。凱文·墨菲和我從事這方面的教學已經很多年了。我們所得出的一致結論就是：在第一期，資本的收益率就等於貼現率。一個更全面的研究也將不確定性因素在全球變暖所產生的未來影響中的作用考慮在內。使用資本收益率的原因在於，這個比率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當代人進行一定量的儲蓄後，能夠以多快的速度反饋給後代。當代與後代之間產生的衝突與矛盾不會抵消貼現的作用，但是會影響當代人為後代人所儲蓄的數額。過去幾個世紀的歷史都表明，當代人並沒有忽視後代人，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後代人會比他們之前的每一代人富裕很多，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七章　違法、恐怖主義與懲罰（1）

關於死刑的爭論

死刑的威懾力

加利福尼亞對連環殺人犯斯坦利·“託基”·威廉斯的處決，引起了關於實行死刑的新爭論，在全世界1/3的國家和地區都已經廢除了死刑，歐盟不會接納保留死刑處罰的國家。

站在經濟學的角度，在思考保留死刑的問題時，我們所考慮的原則性因素包括處決的威懾力、誤殺的比例（即處決無辜的人）、實施死刑相對於無期徒刑的成本、報復性懲罰措施的效力、受害者的朋友和親人的要求，以及死刑反對者們的強烈抵制。我認為，比較不同的因素的最終的結果是形成一種對峙，可以將其忽略。在美國，2/3的公民都支援死刑，儘管這個事例說服力較弱（因為它無法衡量偏好的強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證明。

艾薩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早期所作的實證研究表明，死刑能夠產生極大的威懾力，有調查發現：對於有機會選擇無期徒刑的犯人來說，很少有人會選擇死刑。埃利希的研究受到了一些經濟學家的批判。但是近期越來越多經濟學家如雜湊姆·傑日貝克希（Hashem　Dezhbakhsh）、保羅·羅賓和喬安娜·謝潑德，在其著作中都強烈支援埃利希的理論；他們發現，在一個計量周密的經濟分析裡，處決一個人就震懾住了18個殺人犯。這個比例有點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因謀殺而被處決的可能性不到1％（絕大多數被處決的犯人都是南部地區的殺人犯，2004年被處決的有59人，那一年有將近7　000個殺人犯），但是這種可能性具有誤導作用，因為只有一部分殺人犯才能夠被執行死刑，更多的是，甚至1％或被處決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為大部分人會用大量的錢去消除這種可能性。

處決無辜者的風險實際上是非常小的，特別是要辨別法律上的無辜和事實上的無辜。有些殺人犯本應該在法律上有機會反抗而不被判死刑，但他們被誤判了，比如說他們被阻止提供有助於減緩他們罪行的證據，以及一些在惡劣環境中“不得不”犯罪的證據。但是，他們並不是無辜的。未殺人卻被處決的可能性極小。部分原因在於死刑訴訟的滯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