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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想。香港地區頗具影響力的《明報》和《信報》當初都是由一支筆支撐起來的。金庸大俠早期給《大公報》副刊寫武俠小說，港英政府鎮壓“六七反英抗議運動”使得左派報紙受到影響，金庸乾脆自立門戶，創辦《明報》，至今受到文化人的推崇，不僅有文化品位，時事評論也充滿政治理性。財經評論家林行止先生也是靠一支筆創辦《信報》，直到今天差不多每天都要寫專欄和評論。

從宏觀經濟到財經政策，從內地改革到全球經濟走勢，從香港政制到大眾文化，這些評論充滿了獨立思考和專業見地，幾乎篇篇可讀，單憑這幾十年如一日的敬業精神，就不由讓人肅然起敬。

林行止與金庸的研究領域和寫作風格不同，在政治見地上也有區別。金庸在武俠世界中，用邊緣文化和少數族裔挑戰和質疑中原的文明正統，　塑造了韋小寶這樣一個在不同政治和文化夾縫中游刃有餘的香港人形象並質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他並沒有顛覆正統。於是在整個香港迴歸年代，《明報》都以樂觀的態度主張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而林行止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明確主張清政府與英國簽署的“三個條約有效論”，鼓勵英國政府以香港這隻“下金蛋的雞”為條件要挾北京，用“主權換治權”，保持香港繼續由英國人統治，說到底是對香港迴歸中國沒有信心。對香港的這種普遍民情，小平同志早就料到了。而他提出“一國兩制”主張使得連林行止這樣對香港迴歸持懷疑和消極態度的人，也都贊成香港迴歸了。對此，林先生感慨道：

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作用是眾所周知的，可是在政治面前，經濟利益算得了什麼？特別是受一統思想和民族主義激情所催眠的中國領導人，又怎會為了經濟利益而在原則上讓步？在這一環節，我的看法原本相當準確；可是，大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中國竟會提出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及“港人治港”作為其香港政策指南；不管這些是否權宜之計，都足以令英國及港人無法招架。自從這些石破天驚的特別措施提出後，港人信心問題雖然還是存在，但由於對“高度自治”及“一切維持不變”有所憧憬，“英去中來”對港人所引起的衝擊已大為降低。（林行止：《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香港信報有限公司一九八四年版）

一句話，中央之所以能夠爭取到香港人心，使香港在保持繁榮的前提下順利迴歸，要歸功於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思想。包括撒切爾夫人在內的中外政治家都一致稱讚這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構想。然而，想象力何在？想象力從何而來？“一國兩制”思想已提出二十多年了，我們似乎並沒有深入思考過這些問題。以至於“一國兩制”依然被看做是一種特殊的政治設計，而沒有變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思考，難以發揮出“軟實力”的作用來解決世界各地的類似政治難題（如科索沃問題）。一個原因可能是由於我們的視野過於狹隘，將其看做是鄧小平個人的政治智慧，而沒有看到在鄧小平的政治思考背後，實際上貫穿了從毛澤東到清朝開國君主們關於中國邊疆政治的連續性思考。而在這思考的背後，實際上隱含著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學思想。

“一國兩制”無疑是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小平同志從來沒有講這個構想是他自己獨創的。早在一九八一年四月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大臣卡林頓勳爵來華探尋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時，小平重申了中國政府正式的立場，讓香港投資者放心。當時還沒有提出“一國兩制”的思想，中央同志就明確告訴卡林頓，請他們研究中國政府對臺灣的政策，或者中國政府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可見，中央對港政策與當時提出的對臺政策以及中央解決西藏的辦法具有某種內在的關聯性。

“一國兩制”方針脫胎於中央對臺政策已人所共知，但它與中央解決西藏問題的內在關聯卻少有人注意。事實上，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闡述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思考時，就把西藏與港、澳、臺問題放在一起來思考（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四”）。一九五一年簽署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直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之前，一直是中央治理西藏的基本法。但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十七條協議”與中央對臺政策“葉九條”以及中央對港方針“十二條政策”，就會發現後來的內容越來越豐富，但基本框架卻來源於“十七條協議”。這三份檔案貫穿了一些共同的政治原則。

其一，維護中華民族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性，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治權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性，維護單一制國家中央與地方之間領導與被領導、授權與被授權的政治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