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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們議論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繼續保持繁榮，就會影響中國的“四化”建設。我認為，影響不能說沒有，但說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末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人們還議論香港外資撤走的問題。只要我們的政策適當，走了還會回來的。所以，我們在宣佈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時，還要宣佈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同上，2—3頁）偉人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難以想象的未來。香港迴歸十年後，我們再來看這一段話，不能不為小平二十多年前的遠見所折服。鄧小平在香港問題上之所以採取強硬態度，既不是顯示實力的粗暴，也不是魯莽的衝動，更不是出於名留青史的政治虛榮心，而是出於成熟政治家對未來遠見以及由此產生的自信、剛毅和決心。如果說，小平在中英談判中表現出霸道的一面，那不是在主權問題上，也不是在繁榮問題上，而是在最關鍵的過渡問題上。

政治家的成熟就在於去除了任何虛幻的東西，無論盲目的迷信，還是天真的幻想。雖然當時中國與英美的關係很密切，但鄧小平很清楚，在香港問題上，由於涉及英國人的根本利益，他們不可能就此善罷甘休，必然會製造各種事端，威脅到香港順利過渡。為此他明確告訴撒切爾夫人：“我擔心的是今後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同上，3頁）對此，鄧小平立場堅定地告誡撒切爾夫人：“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做考慮。如果說宣佈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同上，3頁）後來的事態發展也證明了鄧小平的遠見。

這可以說是一種霸道，是在最關鍵時刻展現主權中最硬的一手，即訴諸武力，提前收回香港。在此，鄧小平展現出支撐政治正當性或正義原則的主權意志，即對緊急狀態的決斷權。政治意志絕不是虛張聲勢，而是要做出實實在在的準備，更不是魯莽從事，而是對最壞的後果有著清醒的認識，並準備勇敢地承擔。當年，中國人正是準備好“打碎罈罈罐罐”，才勇敢地投入朝鮮戰爭，最後爭取到最好的結果。而在香港問題上，中國人也做好了香港發生動亂、提前出兵收回的最壞結果，才宣佈收回香港，也爭取到談判的順利進行和香港的迴歸順利。為此，鄧小平曾讓國務院算筆賬，香港每年給中國爭取到多少外匯，如果香港出現問題，對國家的經濟究竟會產生多大影響。

“主權是國家絕對和永久的權力。”十六世紀法國偉大的法學家博丹為主權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就是這個定義，幫助歐洲的世俗君主戰勝了無所不能的教皇，建構了現代國家。也是這個定義，幫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爭取到國家獨立。因此，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哲學傳統中，最核心的概念無疑是主權，而且是人民主權。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這篇不到兩千字的談話，無疑是關於主權學說的經典文獻。它在主權、治權與政權過渡之間建立了內在的理論關聯，王道與霸道雜糅，展現了政治家最高的德性：審慎的判斷、果敢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在西方經典的主權學說中，主權就意味著現實的政治統治，可是在鄧小平所闡述的主權理論中，中國雖然擁有香港主權，但卻並沒有行使這種主權。這種與西方理論的背離恰恰展現了中國對主權理論的發展和豐富，即區分了“主權權利”與“主權行使”兩個概念。在中英談判初期，通常採用的說法是“主權迴歸”。對此，著名的國際法學家邵天任先生認為，香港的主權一直在中國，英國人從來沒有擁有香港主權，所以不存在“主權迴歸”問題，而應該是“恢復行使主權”。鄧小平贊同這個說法，於是，“恢復行使主權”這個說法後來就寫在了《中英聯合宣告》中。也正是這個原因，“聯合宣告”也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國際條約，因為中英雙方沒有相互的權利義務關係。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中國完全可以單方面發表宣告宣佈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現在，既然英國人也同意這個宣告，那就自然變成了“聯合宣告”。

（《戴卓爾夫人回憶錄》，香港博益出版集團一九九四年版）

“一國兩制”的歷史源流——香江邊上的思考之七

強世功/著 原載《讀書》2008年第6期

一支筆，一張報，往往是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