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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輩名字中間的字兒，加上其在家中的身份，如說女兒任緯坤“緯女”、說女婿孫炳文（字浚明）“浚甥”、說外孫孫寧世（孫泱）“寧外孫”、說過繼孫子任濟世“濟孫”等。只是給我的信裡喚過我“平坤我兒”。

父親在開封做事時，把我接在開封上學。母親也住過去了。那之前父親在多封信裡催促母親前往開封，如：“夢吉我妻如面。頃發一函，囑將家事安置妥當，即攜平女來省。”“吾妻本月底能早赴省才好。”“現已存中國銀行專備吾妻來省費用。”“吾意縣中居住，總多危險，不如來省較為安全……可請伯英送至穎州，由彼處搭小火輪至蚌埠，再由蚌埠搭火車到徐州，換隴海車，即至開封。”

三姐家和大姐家曾在開封居住。父親被聘為河南通志館協修後，在開封工作，但沒買房子，住過三姐家、大姐家，也在萬壽街租過一個小旁院。父親在給母親一封信中提到：“與馥女、載女等商量，目下正值運兵打仗時候，火車既不易搭坐，只好暫緩來省。”二姐也曾長時間在開封，她的兒子濟世、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兒維世，也在那兒念過書。那時候其樂融融的。住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十幾歲時，聽說父親在外面包了一個女人——就是現在說的包二奶那種。那個時候，男尊女卑，社會和家庭對男人的這種做法是接受的。母親對此卻不高興。

尊卑有序、內外有別的傳統家長（3）

母親不是老張羅著給父親納妾嗎？為什麼會不高興？原來，母親對那個女人有所瞭解。早在1928年舊曆一月一日父親給母親的一封信中，曾提到這個人：“前娶黃妾，早經遣去。”母親給父親納妾，總要認真挑選品性。這個黃妾不是母親給娶的，是父親寫那信之前一年多，在外面納的，還帶著一兒一女。父親自己記載，是1926年。那年我六歲。沒多久，父親自己就把她休棄了。過了好幾年，又來找父親包養她，母親就不高興了。

這個黃，是個四十多歲的家庭婦女。她的兒子叫常喜，比我大。她的女兒叫好妞，比我小兩歲。我見過他們倆。倆孩子的父親是做什麼的，還在不在，我不知道。可能是黃願意的，父親也覺得這倆孩子不錯，就同意他們都改姓了任。因此就養著他們了。沒幾年後，聽我父親說，常喜年輕輕的就死了，黃哭得很傷心。

父親因為沒有兒子，還把我二姐任銳的次子孫濟世正式過繼膝下，改孫姓為任姓，叫了任濟世，填為父親的嫡孫。父親寫的所有信裡，凡提到濟世，都是說“濟孫”。父親還曾自己帶著幾歲的小濟世在外做事，他有封信中說：“濟孫十分頑皮。局中人雜，今跟我去，恐怕要越學越壞……他近來並不怕我。每當他多嘴多手時，我恨極無法，喝他爬出去，他便伸手作爬形，座客無不大笑。”濟世婚後回新蔡居住，父親也是按嫡孫規格，讓他們住在正房。直到快建國了，濟世才改回孫姓。

給父親娶的妾，比如趙，父母親說“趙妾”，我們說“嬸”。休了之後，父母書面改說“趙氏”，口語仍習說“趙妾”，我們則可以不論尊卑，隨父母習慣，日常也說“趙妾”了。這位黃，已不是妾，是外人，父母沒要求我們姐妹怎麼稱呼她，我們跟父母親一起議論時，依口語習慣，都說“黃妾”，不說“嬸”。因為不是家裡人，不用論尊卑。父親在這方面很嚴謹，內外有別。

在1933年7月31日使用“河南通志館公用箋”寫給母親的信裡，父親講一個叫尚英的人時說到黃：“尚英患煙痢多日。我三千五千，不斷的接濟他。我赴潢川后，他常到黃氏處要錢，有時並躺在院中過夜不走。黃也接濟他數次。前天來尋我，替他找地方住。我也沒給他找著。看他那病勢，已經是十分危險。哪知他於那天晚十鍾時，竟帶被子挪往黃氏大門下，住了一夜。昨日天明，常喜即來找我，說尚英已昏迷不能說話……”那時期的另一封信裡，父親告知母親當月開銷情況：“……我與俠生的伙食及零用花了一二十元，給黃氏二十餘元。”父親跟他休趙妾後稱之“趙氏”、“趙”一樣，在信裡稱“黃氏”、“黃”，跟家中日常口語說“趙妾”、“黃妾”是不一樣的。

父親一直跟我們在一起，管教我們很嚴，要求我們自己能做的事就自己做，不能貪圖享受。那時在開封，大姐家僱著廚子和僕人，父親卻從沒僱過人，都是母親管家，買菜做飯。母親回新蔡時，姐姐就管家。二姐管家時，我們住的那條街有商業，生活很方便，還可以叫菜送到家來。我和維世無憂無慮，整天蹦蹦跳跳的。二姐有時候讓我上街去買飯，我不願意跟商販打交道，不去。二姐就教育我說，不能有小姐脾氣，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