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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倆結婚的這一天”

1942年夏天，在延安平劇院工作時，組織上批准我和一達結婚了。我們分配到了一個小窯洞，倆人把自己的東西都放在這個窯洞裡，就算是成家了。可是，只有我拿來了從家裡帶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個小柳條箱子，一達卻沒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陝北老羊皮襖和一塊破布單子，不知道從哪兒弄來的，連被子都沒有。

一達是1938年夏天從北京出發去參加抗戰的。他父親是北洋時期的將軍。他出門時，帶了一大箱子東西，不光有被子、褥子，還有西裝、長袍、禮帽、圍巾，全得很。在繞道香港投奔延安的漫長道路上，他的錢花光了。他就一路走，一路變賣東西。同行的烏蘭還資助他。到西安時，他把箱子連同幾件西服都擱在當鋪裡了，用當來的那點兒錢，步行十來天，走到了洛川，進了抗大六大隊。從那時起，他就一無所有了。

我和一達是魯藝戲劇系第三期的同學。那時候，他的名字叫王異。來延安前我在開封的教會學校靜宜女中唸書時，老師給每個學生都起了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Rita（瑞塔）。不料在延安也興這個，好多人都有外文名字。王異從小英文就學得非常好，但他知道我的英文名後，讓我給他也起一個，說要跟我的接近。我就說：“你的名字音‘異’，要跟我的接近，英文就叫Yida吧。”他就用了這個英文名。我這樣叫他時間長了後，他索性根據這個Yida，把中文名改成了“一達”。他的名字就這樣改了，結果叫了一輩子“王一達”。前幾年北京電視臺的“夫妻劇場”欄目裡，還找兩個年輕演員，把我們這故事演了一遍。

我們在分配給的小窯洞裡舉行了結婚儀式。那個窯洞在高高的半山上，要順著彎彎曲曲的羊腸小路，才能走到。那地方叫張崖，下面有一道懸崖，當時沒什麼老百姓。現在那裡是延安市衛生學校所在地。

雖然家徒四壁，我還是為結婚而認真地做了一個枕套——沒有那麼多布做一對枕套。我從別處找來點兒舊藍布紅布，鉸出圖形，在白粗布枕套上，一針一線地繡上補花。這是我們結婚時，家裡唯一的新東西。

我們結婚那天，來了幾十個人。我二姐和她的長子孫泱來參加了。當時康生是我們延安平劇院的院長，鄧潔是副院長，也都請來了。康生來了就說：本來賀老總要和我一塊兒來的，但是毛主席叫他到楊家嶺去了，有事兒，來不了了，我就代表他了。康生先講話祝賀我們，還沒講完，突然江青也來了。因為沒請她，所以大家都挺奇怪的，笑著問她：“怎麼江青同志也來了？”江青那會兒有點兒大大咧咧的樣子，說：“毛主席讓我來的。主席說咱們延安的兩個大主演結婚，你還不去？就讓我代表他來祝賀你們。”大家猜想，可能是賀龍同志到主席那兒開會，說到當天我們結婚，毛主席就打發江青來祝賀了。

那天，來參加我們婚禮的同志，都在一張粉紅色的簽到紙上簽字。這張紙是我們劇院搞美工的朱革設計製作的，也就現在的A4紙的一半兒那麼大。在這張紙的中間，他用刷子蘸紅水在紗網上刷，噴出來一個預留了大“囍”字的紅心圖案，又用粗紅筆給“囍”字描影，再給這張紙上畫點兒簡潔的橄欖枝裝飾，旁邊有我和一達的名字“任均，王異”，然後寫著：

在我倆結婚的這一天

誰來了，就在這張紙上任意地方，不管橫著豎著，隨意簽上名字。這張紙我一直儲存著，留到了現在。數了數，那天在我們這張簡易“簽到簿”上籤到的，有五十來人。我今天還能認出來的簽名有四十個：

卜三、王鎮武、方華、鄧潔、石天、石暢、朱革、劉國珍、齊秀林、江青、孫泱、李綸、何靖康、張一山、張一然、張東川、張擴勤、阿甲、陳懷平、尚山康、嶽建邦、羅合如、孟廣生、孟慶成、趙榮美、趙奎影、荊璞、袁廣和、賈醒民、徐萬恆、徐閏州、徐特、梅松、崔炳玉、康生、韓洪濤、簡樸、薛恩厚、霍秉齡、魏晨旭

有幾個名字，我現在已經認不出來了。還有五個同志籤的是他們的外文名字，我現在也對不上號，想不起來是誰了。

那時候結婚沒有送禮一說。我記得，那天只有阿甲同志送了我們一張畫兒，是主婚姻和合的“和合二仙”，貼在了我們窯洞壁上。結婚前，院長康生曾託人送來封信，說：聽說你們要結婚，我先送個“秀才人情”。他送的是他寫的一幅字“志同道合”，裝在那信封裡。還有是張一然同志送了首詩，用楊四郎娶鐵鏡公主的故事笑說一達在延安結婚，以此相賀：

王異無端改老生，局外人多看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