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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然後只需再走兩天旱路，就可以到延安，能節省幾天路程。劇院的同志們都急於快些回到延安，一達他們當領導的就決定後一種走法。

可那時正趕上水大浪高，這麼走很冒險，沒有船工敢送我們。最後找到了一位老艄公，同意送我們。他說，你們都坐好，不會出問題。大家就帶著行李、演出用的家當等等，我還抱著孩子，幾十個人上了一條大船。

大船剛撐離河岸，就嚇人一跳。它突然加速，失控一般，漂流而去。河水之湍急，以前所未見；浪頭之高大，過去所未經。大家這才意識到，這水路的危險性，比想象中的大得多。山陝大峽谷之間，渾濁的黃河，水流很急，浪非常大，猛烈地撞擊船身。船在水裡面搖擺得厲害，一下兒歪到這邊兒，一下兒又歪到那邊兒。大浪“啪啪”地拍撞木船，濺的我們身上全都是水。忽然，大浪一推，船身斜起，眼看要翻，又一下子跌落谷底一般，再向另一邊兒傾斜。大家牢牢地扒住船身，誰也不敢鬆一下兒手。我的大兒子延風那時四五歲，我和一達緊緊把他摟在中間，扳住船。這是條舊船，走了一段兒以後，船底忽然漏了。艄公就指揮大家，趕快拿出棉衣、棉被，七手八腳填堵窟窿，用手往船外舀水。水流稍緩時，艄公對對付付把船撐到淺灘，修補了一下兒，才又走。

一旦走到河面窄的地方，一邊是懸崖絕壁，一邊是高山亂石，天若一線，水若一柱，往往水更深，浪更大。黃河裡有一種開花浪，對行船威脅最大。如果我們的船正撞在那種浪頭上，船會立被打散，轟然解體，船上的幾十個人就將跌入浪間，跟那些碎木片一起，無影無蹤了。幸虧撐船的老艄公熟識水性，會繞著浪頭走。有時，船剛過一個驚險浪頭，就又一個大浪湧起，看上去鋪天蓋地，要是砸下來，整條船也立刻完蛋。艄公卻能把大船從浪下撐過去。遇到這麼大的浪後，艄公一邊撐著船，一邊不停地禱告起來：“天爺爺保佑，天爺爺保佑，我這坐船的都是好人也，我這坐船的都是好人也……”他這一禱告，有些同志聽見了，更緊張了，我看見坐在我對面的一個同志，臉都白了。

這一天，大家就這樣在湍急的黃河水流中，跌宕起伏，漂流而下。雄偉的萬重高山之間，傾瀉的滔滔大河之裡，我們這條大船，不過就像是一葉扁舟，隨風而去。那種根本無力抗拒的自然力量，使我們終於生出無助之感，發出對自然的尊崇之心。我們在精神極度緊張下漂過了這一日水程，天快黑的時候，終於到達了目的地。木船平穩靠岸了，腳踩在堅實的土地上了，身體卻還感覺是在船上晃著。一些同志高興地喊了起來：“我們活著回來了！”

這次回到延安，我們住在了寶塔山的半山上，面對通向延安城南的一條大街。那院子不寬，沒有圍牆，一排幾個土窯洞，洞裡有防空通道相連，廁所在院子邊的陡坡下。院子邊上，有小路可以下山腳，也可以通寶塔山頂。那時山頂上都是莊稼地，老百姓種著，寶塔就豎在地中間兒。那寶塔山，看上去不大，但住在它半山上，還是挺高的。我們單位在那裡，又學習，又排戲，還創作、演出。一達他們在那兒創作了京劇歷史劇《北京四十天》。住那兒的那段期間，我曾在喬兒溝住院多時，生下了大女兒喬喬。幾個月後，就離開延安，到北京去了。1974年一達去延安看二兒子時，帶他去看過那排窯洞，還是當年老樣子，一點兒沒變。他們經當時的居民同意，還進窯洞裡面看了，窯洞最裡面能連通各個窯洞的防空洞，也都還在。1982年我二兒子結婚時，帶他的新媳婦回他插隊的延安山溝，也到寶塔山去看過，那窯洞還是原樣兒。過些年我兒子又去看時，土窯洞已經接出了石窯面子，變樣兒了。2008年，我的兩個小兒子一塊兒去延安時，看到那窯洞好像要被封堵起來——那就該沒了。

我1949年初離開延安後再回去，已經是五十多年後的2002年了。我只在不遠處看到了在喬兒溝時住過的女生宿舍窯洞，而張崖村延安平劇院山上我和一達結婚住的窯洞，和那個塌下來把我們埋在裡面的窯洞，還有寶塔山上我們住過的窯洞，我都爬不上去了，只能遠望一番。但是我們這個家跟延安的緣份沒有斷。我的大兒子、大女兒是在延安出生的。我的二兒子曾在延安餘家溝村插隊十年。我和一達，還有別的孩子們，也多到那個山村去看過。近年，我的孩子們陸續去延安。二兒子差不多每年都回去，他一直在幫著他的餘家溝做些事情。

我在延安生孩子

我是在延安結的婚。我的五個孩子裡，頭兩個是在延安生的。一個是大兒子延風，一個是大女兒喬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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