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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醫院住著時,一達工作忙,顧不上來看我。原來說派個小鬼到醫院來,後來也沒來。生完了後,一達來醫院看過我一次。那年代,我們那群產婦,沒有人想到過生孩子時丈夫應該在身邊什麼的。過了幾天,這群產婦一個一個都出院了,大夫也讓我出院了。
回到寶塔山上的家裡,已經進入北風呼嘯的季節。可是我們擋風用的門簾子被人偷走了。但比起在喬兒溝,享福多了。因為組織上發了炭火盆。張一然同志看我們有月孩兒,便說他不烤火,把他那份炭也給了我們。我們因此可以多燒些炭,把窯洞裡燒暖和些。不過,月子裡要上廁所的話,還得出門外拐到山坡下。呼嘯的寒風,吹得人很冷。
大女兒就這樣來到世上。因為她是在喬兒溝出生,我們就給她起名叫“喬喬”。
三個月後,喬喬就離開了她的出生地。1949年初,快勝利了,組織上讓我參加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讓一達參加當年的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我們就帶著大兒子延風,組織上給僱的保姆唐來春抱著喬喬,跟好多人一起坐上一輛大卡車,從延安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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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後,宗璞戲稱延風是“八十萬禁軍教頭”
建國後我又生了三個孩子,條件一次比一次好。在天津工作時,生了小女兒津津和二兒子明明。在保加利亞工作時,生了最小的孩子——小兒子卡林。那是我的第五胎,一點兒沒受罪。條件之好,比起在延安,真是天上地下了。
大女兒喬喬後來在北京上了育英小學。她從小能歌善舞,很有藝術天賦,體育也好,個子不高,到了中學卻是校籃球隊主力,還是乒乓球三級運動員。多年後隨丈夫住到美國去了。小女兒津津也在育英上小學。那時她們倆每個星期六一起從學校回家來,總特別高興。看見我在洗洗涮涮,津津就抱著我的腿,抬頭望著我,說:“我的勤勞的媽媽,我的勤勞的媽媽……”我雖說勞累,但心裡卻非常高興,孩子多乖呀。津津後來當過記者,又隨丈夫去深圳發展,非常能幹,成了優秀的企業家。我的二兒子明明小時候最乖。星期六去北京芳草地小學接他回家,在車上,他看見綠燈,就說:“媽媽,綠燈可以回家。”孩子喜歡家,我心裡滿足極了。回到家裡,給他一張紙、一支筆,他就能自己趴在桌前,畫這畫那,一畫半天,真坐得住,一點兒都不淘氣。這孩子到現在還是坐得住,自己搞陝北文化歷史傳承的研究。小兒子卡林從小愛學習,上學做作業一類事情,從來不用父母操心。他後來成了科學家,在加拿大搞地球物理。
孩子們小時候的時代,不講消費,育英小學和芳草地小學的老師,對孩子的教育,都是要艱苦樸素,穿衣服最要講究“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孩子們的衣服上,總有補丁,過年才可能有新衣服穿。老師還教育孩子們仔細、節約。津津在育英的班主任老師叫朱凡,有時候週末,她怕孩子們把節餘帶回家的糧票弄丟了,就一個孩子一個孩子地,都給他們縫在衣襟裡。戰爭年代我們自己帶組織關係,怕丟了,就都是這樣縫起來。朱凡老師是從西柏坡走來的,帶來了老傳統。
我差點兒送給老鄉的大兒子延風,長大後做了幾十年少先隊工作,成為青少年教育專家。他當過北京市少先隊總輔導員。那時候北京有八十萬少先隊員,延風的表姐宗璞就戲稱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看著延風整天忙來忙去的,我想起:當年黃灼為革命工作,在延安送出去的那個孩子,抱到老鄉家不久就死掉了;白焱送給老鄉的女兒,建國後找到了,曾接來北京同住。但女兒不習慣城市,又缺少與生母的親情,住了不久,竟自回陝北農村去了。
2002年,延風和喬喬到延安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當年的延安中央醫院,還有大門洞立在村口。延風站在那裡,可以遠遠眺見山上的排排爛窯——那些從前的病房。而當年的產房,已經夷為平地,不見蹤影。喬兒溝村裡,當年的臨時醫院,毫無記載,喬喬只能看著舊屋錯落,猜測當年產房。而那寒冷的病房是哪一孔窯洞?已經無從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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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1)
王克明
一
2005年6月,我開始幫母親整理記憶。那年,我的大姐一家,邀母親和我去美國他們家,開始這件事。我帶著錄音筆到了新澤西,八十五歲的母親則帶著記憶,坐在了我對面。以後,在三萬字筆記的基礎上,我向母親提問了五年。母親的記憶閘門,不是豁然開啟的,所有的故事,都如涓涓細水,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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