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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達才照顧我。在“坦白運動”裡，人人都得坦白，全是自編故事，說自己思想落後、來延安目的不純、以前跟國民黨有什麼瓜葛等等。而當時我在生孩子，躲過了這一劫。後來一達說我，要是整到你頭上，你不會編，“坦白”不出東西來，非自殺不可。我們延安平劇院的石暢就因此自殺了。

我在醫院裡住了幾天後，能翻身了，才開始餵奶。又好幾天以後，才能坐起來。人瘦了一大圈兒，開始連路都走不了，後來慢慢地才恢復體力。回到家，就開始自己帶孩子了。除了吃食堂的飯，一達還在我們窯洞門口的土坡上挖了個灶洞，支個小鍋，撿些柴回來，有時在那兒給我做點兒好吃的——比如，組織上給產婦發點兒白麵，他託人給換回來幾斤掛麵，煮給我吃。我這大兒子延風，小時候條件艱苦，沒有營養，整天耷拉著頭，小臉焦黃，非常可憐。他最好的營養品，就是我們每天到山下伙房裡，老邸師傅給撇的那點兒小米湯油。

老邸叫邸奎元，是延安平劇院伙房的大師傅。他是種藍（一種染料）能手，評上過勞動模範。我們在延安穿的藍布衣服，就是用這種染料染的。我們那時年輕，不問誰來自哪裡，只知道老邸是河北人，好像是張一山同志的老鄉。他十三歲就結了婚，比媳婦小七歲，是小女婿。到延安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延風那時管他叫爺爺。老邸喜歡延風，對我們特別好。單位里人多，我們到伙房打飯時，老邸就主動給延風撇小米粥上的湯。那時我的奶是清水。幸虧有老邸，延風才能喝上米湯，有點兒營養。記得老邸好像還有點兒錢，給延風買過吃的。老邸很樸實善良，過幾年解放後，他覺得革命勝利了，工作幹完了，就回老家了。後來我們在天津工作住在迪化道時，他還來過我家，住了好久，幫著我們做飯。

延風長到三歲時，1946年，才第一次吃到糖，是牟決鳴從重慶給捎來的。那年底，胡宗南要進攻延安，我們全部撤離。我把延風放在一隻筐裡，馱在一匹老馬背上，跟劉競雄同志一起，走了14天，從延安走到了晉西北。

求人幫我燒了塊熱磚，我的腿腳才暖和起來

1948年延安從胡宗南手裡收復後，我們晉綏軍區平劇院的一些人又奉命回到延安。我們住到了寶塔山面向城南的半山上。那時我懷上了大女兒。

當時，寶塔山下比較熱鬧，有賣米酒的，賣西瓜的。因為賀龍同志的副官給過一達一點兒錢，還給過他罐頭，所以，我懷大女兒的時候，吃過兩次西瓜，喝過兩次米酒，還吃過一次罐頭。多少年沒吃過這麼好的東西，簡直好吃極了。

我懷孕不到九個月，好像要生了，單位的人就把我抬到喬兒溝去了。魯藝原來就在這個喬兒溝村裡。那時，延安中央醫院已經沒有了，只有離城七里地外的喬兒溝有這麼個臨時醫院，是由幾個大夫湊成的一個醫療小組。我住進了臨時醫院，卻又沒事兒了。大夫說，你就住著吧，要不，走了沒幾天，又得把你抬回來。我就住下了。沒想到，住了快一個月，才生了大女兒。

這個臨時醫院裡的一切都是臨時的，條件非常差。我住的這間病房，拐彎裡間窯住著彭德懷的愛人蒲安修和張經武的愛人楊剛，我記得她們都在那兒割痔瘡。外屋炕上四個都是大肚子孕婦，等著生的。加上我，就五個產婦了。炕上睡不下，就給我在炕邊搭了塊木板，鋪上草，我就睡在那上面。挨著我躺的是這邊炕上的洪紅。她愛聊天，跟我說這說那的。我記得她說她最喜歡花布，一見到花布就走不動了。

那一個月，這些產婦們天天住在那兒，卻一個都不生。每天都準備著，可是每天都沒情況。最後，入冬時節了，竟然集體行動，一晚上就生了四個。我是那晚上的最後一個。輪到我生的時候，已經沒有乾燥的消毒巾什麼的了，所有東西都是前幾位產婦剛用過的，現洗現消毒。用在我這兒，完全溼冷冰涼。我在凌晨時候生下了大女兒，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快兩天了，我的腿腳都是冰涼的。我只好求人給我燒了塊熱磚，找些爛紙爛布包裹，放在我腿下，我的腿腳才慢慢暖和起來。

這次生完孩子後，孩子由產婦自己帶。不像生延風的時候，有正規的延安中央醫院，有嬰兒室，有窯洞裡面的通道。這次在喬兒溝，條件差得遠了。我睡的那塊木板很窄，因此我老擔心孩子會被我擠掉地下去，我就沒法兒睡覺。剛生了孩子，我們所有產婦就都得自己用涼水洗尿介子——沒有熱水，冷得不行。11月的初冬季節，病房窯洞裡也不生火，夜裡給孩子換尿布，實在太冷，我就蒙著被子跪在床上，把我和孩子都蓋住，黑著眼兒摸索著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