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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伯許之”，巫臣總算正式將夏姬娶到手。不久楚共王即位，巫臣乘為楚執行外交使命之機，帶上夏姬和全部家財逃到晉國去了。晉國封巫臣做了邢地的大夫。

又據《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記載聲子向令尹子木追述，巫臣娶夏姬之事還有別情。聲子舉了許多“楚雖有材，晉實用之的事例（成語“楚材晉用”即出於此），其一就是“子反與子靈（即巫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御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為患”。巫臣為了得到夏姬，不惜叛國，且積極為敵國謀楚，觀此則後世吳偉業詠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之說，有由來矣。

從南子、文姜、夏姬以及當時許多其他私通事件來看，春秋時代貴族社會的婚外性關係顯然是非常公開而且浪漫的。那麼多貴族為夏姬而神魂顛倒，可以推想前述魯伯克之說或許確實有些道理。而且，夏姬無疑是一個極其迷人的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上述浪漫事件都發生在她的中年時期：宣公九年（公元前600年）陳靈公及孔寧、儀行父與她通姦，那時她已死了兩個丈夫，而她與第二個丈夫夏御叔所生之子夏徵舒已在陳國為卿，設夏徵舒此時二十歲，則夏姬至少已四十歲左右；至楚共王即位，巫臣帶她逃往晉國，已是十年之後，她已五十歲左右；正是在此十年間，陳靈公、孔寧、儀行父、楚莊王、子反、連尹襄老、黑要、巫臣等人為她鬧得不可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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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社會中的性自由（3）

進入戰國時代，貴族社會在婚外性關係的嚴謹方面似乎仍無多大改進。舉《戰國策》中的例子就可見一斑，如齊策三記孟嘗君事雲：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

所謂“相愛”，姚宏注：“愛，猶通也。”雖有人建議殺死這位與孟嘗君夫人搞婚外戀的風流門客，孟嘗君卻持極為開明的態度，認為睹貌相悅是人情之常。由此也可證衛靈公對夫人南子與人私通所持的寬容態度並不孤立。這種態度從宋代以後就漸漸成為完全不可想象的了。孟嘗君後來竟還能設法使這一事件轉化為對他政治活動的助力。又秦策二中的例子，更為精彩，充滿機智幽默：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太后與魏醜夫的私情顯然是朝臣們都知道的，太后也不怕別人議論此事，故遺命令魏醜夫殉葬。庸芮的說辭，雄辯而帶調侃，要是放在後世，就是“無人臣禮”，說不定會有性命之虞，但秦宣太后竟能稱善從之。

春秋戰國時代貴族在婚外性關係方面的浪漫之風，說明那時性規範仍相當鬆弛。而這許多“光輝榜樣”，又不可能不對後世貴族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產生深遠影響。即使當性規範日趨嚴謹，乃至禮教大行之後，貴族們仍始終無法忘情於淫亂和風流韻事。

（二）持久的觀念與實踐

從語義的角度去考察古時對“淫”的理解，可以得到一些啟發。下面是早期典籍中的一些用法：

《尚書·大禹謨》：罔淫於樂。傳：淫，過也。

《詩大序》：不淫其色。疏：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

《詩小序·雄雉》疏：淫，謂色慾過度。

《禮記·王制》：齊八政以防淫。疏：淫，謂過奢侈（與今“奢侈”義稍異）。

從這些用法看，“淫”只是“過度”之意（今“淫雨綿綿”、“濫施淫威”等語仍儲存此意），即以男女之事言之，也只是指“色慾過度”，並不包含對色慾本身的指斥。這與今人用“淫亂”等詞表示的明顯貶義大不相同。即使對像夏姬這樣後世看來極為“淫蕩”的女子，當時巫臣之勸子反勿納，叔向之母勸叔向勿娶夏姬之女（《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都只說她“不祥”，而無一語抨擊其淫蕩；巫臣對楚莊王雖說過“淫為大罰”，卻並未說淫為大惡——況且巫臣自己後來為了得到夏姬，不惜冒“大罰”之險，而最終“大罰”竟也未曾降於其身。這些都說明那時人們對婚外性關係的態度與現代人迥異。

至少到春秋戰國時代，在輿論上還未形成對淫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