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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的——因為它無形中引入了一個前提：社會中每個（至少是絕大部分）男女都是獲得婚配的，而這一點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並不能得到有力的證實。要是這一暗中引入的前提果真成立，那真是“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太平盛世；而只要社會上有怨女曠夫存在，那就為在相當範圍內實施一夫多妻提供了客觀可能性。

要弄清中國古代怨曠存在的程度是困難的。歷史既不能重演，我們就很難指望獲得類似現代人口普查那樣的古代資料，因而很難確切得知古代不婚男女人數及其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但定量統計雖不可得，卻仍可從側面求得一些定性的估計。最明顯的一點是：怨曠，幾千年來始終是中國政治家、經濟學家和文學家的重要話題之一。《鹽鐵論》卷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話，出於“賢良”——從各地召至京城的“民意代表”之口：

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

這裡“賢良”認為一夫一妻本是人類原初的婚姻方式，這種說法是儒家的傳統論調——他們喜歡將遠古時代描繪成無限美好的太平盛世，而這種盛世的標誌之一就是所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例如孟子向齊宣王描述的周朝先王治下的盛世就是如此）。而一夫多妻現象則被說成是後起的，由此造成了“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的結果。但是儒家之呼籲要讓天下男女及時獲得婚姻（參見下節），消除怨曠，政府之經常宣佈措施以“恤怨曠”，文人之時常寫詩文以“憫怨曠”，等等，恰好反映出怨曠在古代中國社會中長期存在。古代中國人並不像今天人們想當然的那樣人人都有獲得匹偶的機會（即使在今天，中國仍有大量人群因條件所限而得不到及時婚姻）。正如許多其他生物群體一樣，並不是每個個體都能獲得繁殖自己後代的機會，有許多個體也許終身不能一親異性。比如，古代中國社會中，哪怕僅是小康之家，也會蓄有僮僕丫環，這些僮僕丫環是社會上人數相當大的一個階層，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可能是沒有機會結婚的。《紅樓夢》裡描述了寧、榮二府上下幾百男女，時間延續了許多年，但只提到了很少幾個上了年紀的高等僕婦有家室。

中國古代之多妻：概念與實質（2）

認為一夫多妻不可能廣泛實施的另一個重要論據是：妻妾多了就會養不起，因而只有富人才能多妻，而富人是極少數。這個論據同樣難以成立。就平民而言，夫妻二人都是勞動力，若又有妾，妾同樣是勞動力，納妾不僅不一定加重、有時甚至還可以減輕經濟負擔。再說“富人”也缺乏確切的定義，億萬富翁和小康之家，在赤貧者看來都是富人。呂思勉曾舉《韓非子·內儲說下》中如下一則以證古代中國平民納妾也很普遍：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可見買妾也並不是只有鉅富之人才辦得到。《孟子》中所說“齊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中，那“齊人”乾脆就是個窮人，但他也有妾。

還有一些學者透過考察古代對妻、妾或女性配偶的不同稱呼、她們法律地位的異同、她們在家庭中地位的高低等情況，指出正妻與其餘女性配偶的區別。這對於婚姻制度的社會學研究來說當然有其價值，但如果據此就斷言古代中國也是實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一妻制有“天經地義”的地位，那就混淆了概念。人類學家之言一夫一妻（monogamy）或一夫多妻（polygyny），是指一個男性的合法女性配偶，這樣的配偶不能同時再和別的男性保持合法的性關係，如此種配偶超過一個，即謂之一夫多妻。這裡注意的是問題的實質，至於諸女的名分地位之類的異同，在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中並不重要。

還有一些朝代的法律對納妾數量作過若干限制，但這些限制同樣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因為它們首先承認了納妾的合法性，只是規定數量不可過多而已，這就在法律上確認了人類學意義上的一夫多妻；其次這些數量規定通常徒具空文，上層社會根本無需遵守［3］。文人們風流自命，納“小星”，富人納側室，娶“外宅”，收“通房丫頭”，乃至姨太太成群，都是古代司空見慣之事，直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仍然如此。

再看西方人類學理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不無啟發。在西方學者那裡，婚姻制度的產生及確立總是與人類歷史上有無雜交時代（大群男女相互保持隨意的性關係）這一問題聯絡在一起。他們大體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