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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尤其是“膠澳事變”中，革命黨持以同日本合作的態度，更令海外華人怒憤，一時間，革命黨於海外陷入極度困難之中，處在這樣的逆境中，許多革命黨人都垂頭喪氣，對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憂慮。

不過對此，孫中山則不以為然，對革命前途仍然充滿信心。他苦勸革命黨人，振作起來，恢復同盟會時期百折不撓、屢仆屢起的革命精神，繼續為革命事業而奮鬥。他告誡他的同志說：“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惡消長之天理，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萬萬蒼生當亦有聞風而興起者。”

同時孫中山還始終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裝鬥爭方面。他繼續在美國四處奔走，籌措軍費，組織力量，以策動國內反袁起義，而思想較激進的中下層黨人，更是鼓吹實施“暗殺”。

正如晚清時期，革命黨人在革命屢屢受挫的絕望情緒下，有一種異樣的論調突然廣為流傳，那就是將那些清廷的實力派官員統統加以暗殺，殺一個少一個，那革命也就離成功不遠了。而對於那些思想激進的中下層黨人而言，實施政治暗殺似乎又一次成為“打倒袁世凱”的有力武器。

一時間，在夏維夷，這個聚集著數百名革命黨人的地方，華文雜誌、報紙，無不在鼓吹著“繼續革命，暗殺要員”的文章，暗殺是個人主義的革命，也是一種低成本的革命。

不過對於孫中山而言，與中下層黨人鼓吹暗殺不同，對暗殺，他即不反對，也不支援，不過作為一個革命者，他並不介意透過暗殺行動，去鼓勵人心。而在孫中山在美國四處奔走，向華人演講籌措軍費的過程中，曾經支援革命的華僑，卻是出人意料的冷漠，甚至就連同“致公堂”也對其關了大門。

“李子誠！”

在舊金山的一棟公寓內，正在寫著文章揭露袁世凱本質的孫中山卻突然停下筆來，他看到文章寫出的這三個字，眉頭卻是一皺。

無論是孫中山或者袁世凱，對於華僑來說都太過遙遠了，但是李子誠和他們的距離卻非常近，他同樣也是僑民中的一員，甚至直到現在，美國的華僑仍然以其為其驕傲。也正因如此，他們在心理，本能的傾向於李子誠。

無論如何揭露袁世凱的“面目”，可對於那些華僑而言，他們對於李子誠這個“華僑的驕傲”卻是信任非常，不僅僅是因為其在“膠澳事變”中的表現，更重要的一點是，在過去的兩年間，他對華僑的關心。

在美國，有相當數量華僑是靠開洗衣店維持生計。在中國，洗衣服這項工作都是由家中的婦女來完成的，男性一般不洗衣服，也根本沒有洗衣店這種生意。也就是說，所謂由華工經營的“中國洗衣房”完全是在美國才有的。中國的男性之所以要從事這種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工作純屬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開洗衣房即不需要太多本錢，也不要求太複雜的技術。只要拼命幹活，維持生計應該不成問題。於是，城市裡開始到處是“中國洗衣房”的標誌。漸漸地，中國人靠著勤學苦幹，加之低廉的收費，在這一行裡做出了一點點成績。

開洗衣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首先，必須從親戚朋那裡東拼西湊地湊夠本錢，或者一些人組織在一起各自出一些錢形成基金，每年把錢貸給其中一個成員。這樣，每個成員基本都能排隊等到一筆相當的貸款，用來做自己的生意。本錢有了，“中國洗衣房”開張了，接下來就是拼命地工作了。

一般的洗衣房都是前店後家那種。洗衣店老闆和合夥人或員工都住在店的後面狹小的房間裡。每天一早開工，有人不斷出去取客人的髒衣服、床單之類的，另外幾個人則從早到晚地洗、熨、燙、漿。一撥剛洗好下一撥又到了。大多數時候根本不能有休息的時間，午飯基本草草了事，晚飯往往要到了深夜才能吃。

一整天就這樣不停地工作，簡直與奴隸無異。由於大多數工作要站著完成，熨斗又非常重，很多洗衣工年紀輕輕都患了腰背疼痛的疾病。此外，由於一天從早到晚居住生活在洗衣店裡，洗衣工過著完全與世隔絕的生活。很多人在那種小小的店面裡，一待就是好幾年。

背井離鄉，單調枯燥的工作，過度的勞累，活動空間狹小，加身邊婦女的嚴重缺乏，很多洗衣工就是在這種非人的環境中掙扎著。支援他們生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攢下一些錢後衣錦還鄉，回到家人身邊，讓他們過更好的生活。然而，事實是最後能夠實現理想衣錦還鄉的洗衣工非常之少。

可即便如此，“中國洗衣房”仍然開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