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3部分(第3/4 頁)

反問一聲，李子誠又接著說道。

“將流通的制錢、銅元收購鑄銅確可獲利。但是，市場所需輔幣如何解決。中央發行輔幣所需又從何解決？地方鑄一元虧一元，難道中央新鑄輔幣又豈有獲利之說？”

“總理，中央發行貨幣的確需考慮鑄幣之稅。但鑄幣豈僅為獲利？”

在反問之餘，深知如無鑄幣之利，恐怕以財政部目前的狀況也很難拿出那筆鉅款出來，孔繁普便接著解釋道。

“當然，鑄幣如以虧本運營。勢必不可行，所以財政部可以統一全國輔幣之時，制定新型輔幣，新型輔幣可在設計時參考當前原料物價，制定新式輔幣，而新式輔幣必須考慮物價上漲帶來的融鑄問題，輔幣只是輔助貨幣，無論是以銀兩，還是銀元，最終在輔幣統一之時，必須統一中國貨幣，”

雙眼滿懷期待的看著總理，孔繁普的聲音不禁微微提高。

“總理，自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實行了幾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措施，比如“車同軌、書同文”，總理在上任後，不亦成為國務院國語讀音委員會，欲統一國語讀音嗎？而在秦始皇更為重要的舉措卻是發行秦半兩，儘管在某種程度上統一了貨幣，但事實上，兩千年前商業很不發達，貨幣還是城市居民和上層社會的支付手段，所以這一措施更多的是傳達出秦國統一天下的意義，此後各個王朝不斷的在貨幣統一上反覆，但卻一直未能形成真正穩定的貨幣體系，連鑄幣權也一直被官家和民間同時擁有，自張之洞一條鞭法後，銀兩開始成為中國法定貨幣，然而銀兩卻非科學貨幣，就目前我國實行的銀兩制來說，銀兩制包括實銀（實際流通的銀兩）與虛銀（作為記賬單位的銀兩）。實銀，如北京的十足銀、天津的白寶銀、上海的二七寶銀、漢口的公估二四寶銀等。虛銀，如上海的九八規元、天津的行化、漢口的洋例和北京的公砝等，所有的實銀交易都必須折算成特定虛銀兩之後才能入賬。

明萬曆年間起外國銀元大量流入中國，晚清又有官鑄龍洋，在實際交易中使用日廣。宣統二年清政府曾公佈《幣制則例》，規定國幣單位為元，1元銀幣重庫平7錢2分，含純銀九成，合銀6錢4分8厘。民國三年，財政部政府頒佈《國幣條例》，規定國幣為銀元，後開鑄被稱為民間稱為“袁大頭”的國幣銀元。雖然袁大頭銀元發行後受到歡迎，但銀兩制依然存在，而兩元混用之不便，每年給中國經濟造成以億萬之損失！”

作為哈佛商學院建院之後的第一批學員，在美國留學時，孔繁普所選擇的畢業論文即是以“兩元混用”為主題，對兩元混用之弊端自然再清楚不過。

“在兩元混用複雜的貨幣制度下，每每呈現的是近似荒唐的交易和結算圖景：實際收付場合大都用銀元，計賬仍以銀兩為準；無論以銀元易換銀兩，還是以銀元易換銀兩，均需輾轉折算，十分複雜，加大了交易成本。由於其他國家多采行金本位幣制，從事對外貿易者既要面對金銀比價變動，還要考慮銀兩與銀元兩元間行情的漲落。因此，上海商界早已有改用銀元的呼聲！”

“但是別忘了佔據中國金融主要市場的錢莊！”

陳在一旁出聲提醒道，“廢兩改元”早在上屆財政部即已立項，同樣也是財政部的即定政策。一直未予推行，原因很簡單，就是考慮到這一阻力。

“總理！”

打斷下屬的話。陳在一旁出言提醒道。

“根據目前我們調查的結果來看，在上海金融界，錢莊業和銀行的處境不盡相同，對待廢兩改元的態度各異。錢莊作為中國本土舊式金融機構的代表，在金融市場長期居於支配性地位，其經營以銀兩為基礎，傳統業務是銀錢兌換，後以經營銀兩和銀元兌換為主。錢莊雖然也辦理存放款業務，但存入銀兩有利息。存入銀元則無利息；存戶若要取得利息，須兌換成銀兩入賬。

在上海金融市場上，歷來由錢業制定銀元摺合為銀兩的價格即“洋厘”和同業之間互相拆借銀兩的利息“銀拆”，既可收取銀洋兌換佣金，又可透過囤積或拋售銀元，賺取差價。由於銀兩制的存在。上海銀行業大部分票據清算須由錢業公會匯劃總會進行，不少銀行不得不在錢業開戶存款。少則五六百萬元，多則上千萬元，甚至同時開設銀兩和銀元兩種賬戶。導致大量的資金被擱置。一旦銀兩制被廢除，洋厘、銀拆自然跟著消失，這將直接導致錢莊市場掌控權的喪失，業務縮小和盈利減少，傳統優勢難以為繼；對銀行業則意味著交易和結算成本的降低。不復受制和依賴於錢業。

正因為如此，自從去年，上海銀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