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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友三郎並不擔心，事實上，對於飛機，戰艦壓跟就不需要擔心，或許飛機上的飛行員有可能擲下一枚炸彈，但那種幾公斤重的炸彈，壓根本就不能威脅到戰艦，所以無需擔心它們，不過像現在這樣，總在頭頂上盤旋著，倒也讓人感覺極不舒服。

在此期間，幾艘戰艦上的47毫米對空炮曾嘗試過進行幾次攻擊，但是卻壓根無法威脅到至少在三千米高度飛行的支那飛機。

“他們進行準備不是正符合陸軍的計劃嗎？”

佐藤鐵三郎從望遠鏡中看一眼飛機，笑答了一句。

“陸軍希望我們儘可能的吸引支那軍的部隊，為他們的登陸創造條件，現在他們發現了我們，自然他們的防禦力量都會隨著艦隊而進行調整，這樣陸軍的壓力就會減輕，從而才能打破現在日本同支那之間的僵局。”

對與他的話，加藤友三郎未做任何回應，而是望著空中的那架飛機，有些感慨的說道。

“倘若支那軍研製成一種可以投擲重型炸彈的飛機，或許，這場戰爭的未來將會完全改變”

“閣下，那還真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現在的飛機還沒有炸彈重”

淮海經略使公署的作戰室裡此時顯得相當安靜，只有為數不多的電文來往，既不忙luàn，氣氛也很平和。在作戰室內蔣作賓少將正在款待一位海軍上將——程壁光，這位中國海軍第一艦隊司令官，在昨天深夜，秘密來到了連雲。

“即便是到最後關頭，海軍也很難投入海戰”

程壁光如實的說道，在吐出這番話時，他的神情顯得有些苦澀。

甲午之前，經過三十年洋務的積澱，清朝海軍的規模，一度達到亞洲第一的噸位，然後隨後，停止購艦、艦船老舊，導致甲午年間大清海軍的jīng華——北洋艦隊，幾乎一夜之間就灰飛煙滅，而此後，清政fǔ整個海軍的境況也長久地陷入了一蹶不振的時期。

威海戰敗後，一度聲勢皇皇的北洋水師就僅存“康濟”一艘練習艦而已，朝中清議者紛紛以慘敗來彈劾、斥責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怯戰畏敵、誤國賣國。輿論壓力下，清政fǔ不僅將總理海軍事務衙mén及海軍內外學堂全部停撤，而且其後將北洋海軍的武職實缺，自提督以下至外委計315名，也概行裁撤，士兵被一律遣返。

對日鉅額賠款，使清政fǔ的財政近於崩潰，難以再撥款重興海軍，固是事實，但慘敗所帶來的重重yīn影，卻是整個大清那點征服海洋的自信心也瓦解了。

最不光彩的，那支劫後餘生的海軍也陣前怯戰起來。器：無廣告、全文字、更1900年，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進攻大沽口，停泊在大沽口的“海龍”、“海犀”、“海青”、“海華”四艦，不去援助清軍，反而想置之事外，未及成行，就被聯軍輕易奪取。

海軍如此的表現更加削弱了人們對於這支軍隊的敬意。一年之後，庚子談判時，一位議和大臣竟建議，“將‘天’‘圻’‘容’‘籌’‘琛’五艦退還英、德兩國，表示中國無對外備戰態度。”這種對於中國海軍、海防簡直自暴自棄的念頭，也足見一部分人之於當日海軍的心態。

當戰敗的恥辱，自身的敗壞，令奄奄一息的大清海軍深陷低谷，而又遭受冷眼的時候，此時的西方列強對於海軍的重視，與中國形成了天壤之別。

這一切，直到袁世凱出任北洋大臣後，由其奏保，原北洋敗將陸續開復原官。這些曾因戰敗而獲罪的海軍軍官，便又一同肩負起海軍自救的希望，正當這個時候，馬漢的海權論，在風靡西方十餘年後，也漸漸由日本傳入了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討論起“海權”這個陌生的領域。國人對於海洋的觀照，也漸漸以貿易、殖民、商船、海軍，這些新鮮的詞彙，勾勒出新的思維、新的視野。而這樣所造成的不同以往的結果便是，海軍的話題不再僅僅是朝廷軍政大員們的sī事，而是受到了社會上更大範圍地關注。

於是，在預備立憲的過程中，復興海軍便受到格外的重視。1909年夏天，朝廷正式將南北洋艦隊歸為統一，而分巡洋、巡江兩艦隊，由薩鎮冰任海軍提督，程璧光統領巡洋艦隊，沈壽堃統領長江艦隊。與此同時，一份七年的海軍規劃也被制定出來。它對此後的海軍建設作出了更詳細清晰的步驟，而度支部決定，此後七年裡，它們將為海軍籌集1800萬兩開辦費和200萬兩常年經費。至此，一幅雄心勃勃的海軍重建藍圖便被勾勒出來了。

而就是這份痛定思痛後的海洋藍圖，和一群敗軍之將領銜的破敗艦隊，最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