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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訊。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內外臣工驚駭不已，乾隆擔心下面或有非議，於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渾陛辭（官員離京前上殿向皇帝辭別）時，交代他一項特殊任務：到任後留心體察賦閒在錢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的反應。梁詩正一見富勒渾，就大談自己為官多年的訣竅：“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一切字跡最關緊要，我在內廷時惟與劉統勳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燬。”梁詩正的話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壓政策下臣民的心態。

歷史學家可以大致推算出透過修撰《四庫全書》，清朝的官僚機構銷燬了多少圖書，而民間百姓自發銷燬的文字數量卻無法計算。我們只能說，其數量絕對多於武英殿前字紙爐中焚燬的書籍。

對於乾隆用心的險惡深鷙，大清王朝的某些子民讀得十分透徹。乾隆四十四年（1770年），安徽天長縣的秀才程樹榴對乾隆的做法極為氣憤，在為朋友的詩集所寫序言中借題發揮，隱約其詞地說，“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術乃愈出而愈巧”。應該說，這兩句評語是對乾隆製造文字獄的動機及手段的極佳點評。在近於沒有死角的普天文網籠罩之下說這樣激憤的話，當然逃不脫乾隆的如來佛手心。很快，這篇序言就被程樹榴的內弟王廷贊告到官府，指明這兩句是影射當今皇帝，並且解釋說，“我皇帝上春秋愈高，仁恩愈普”，怎麼能說愈老而愈辣？“彼王錫侯、徐述夔等皆其自取，予以顯戮，普天稱快”，如何能說手段愈出而愈巧？

案情被彙報到乾隆那裡。居心已經被揭穿，並且評點得如此精當到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瀟灑地表現出了驚人的一次坦率。這一年他已經七十歲了，回顧一生製造文字獄的過程，他在諭旨中鄭重承認王廷贊對程樹榴詩序的解釋點中了要害，“愈老愈辣”云云罵的正是自己，程樹榴之所以含沙射影就是為王錫侯、徐述夔這些被冤殺者一吐不平之氣。

按照慣例，程樹榴必然被千刀萬剮，滿門被抄。然而，皇帝這一次卻表現了出人意料的寬容。程氏“從寬改為斬決”，家人並不牽連。這一“驚人料理”的背後，反映了皇帝的某種複雜心理。也許，對於自己的殘忍陰險，他自己也有清夜捫心，恍然如有所失之時吧。

四　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設”

清代最有威力的娛樂方式，非戲曲莫屬了。

清代戲迷的痴狂，絕不下於今天的追星族。有人因為迷戀看戲而荒廢生計，也有妙齡少女隨戲班子私奔，甚至還有人因此犯了殺人罪。康熙年間，浙江嘉善縣楓涇鎮賽神，請了戲班子演出。演的是秦檜殺岳飛父子事，演員十分投入，“曲盡其態”，一位臺下看戲的皮匠老兄更投入，“從眾中躍出，登臺，挾利刃直前刺秦檜，流血滿地”。（《三岡續識略》卷下）扮演秦檜的演員當即死於楓涇舞臺之上。

大家把這皮匠“執縛送官”，此人供說他實在是太入戲了，“實恨秦檜耳”，當時一股怒火直衝頭頂，“不計其真假也”。好在審理此案的官員也是個戲迷，居然“憐其義憤，竟以誤殺薄其罪”，以誤殺罪將其從輕發落了。太陽底下無新事，原來陳強因飾演黃世仁差點被臺下解放軍士兵槍殺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並非頭一回。

乾隆皇帝也是戲迷之一，並且戲癮特大。每逢節慶，宮中必然鑼鼓喧天，皇帝必然場場不落。不但愛聽，有時還參與創作。《清稗類鈔》載：“高宗精音律，《拾金》一出，御製曲也。”《拾金》是一出小串戲，演一乞丐因偶拾一金，大喜過望，連續演唱多種曲牌，亦莊亦諧，以示歡快。能為這樣一出小戲設計唱腔，可見皇帝功力之深。

皇帝愛戲並且懂戲，當然是戲曲事業的一大榮幸。當然，皇帝畢竟是皇帝，看問題的眼光和角度與普通百姓不同。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認識，遠比一般人深刻。蓋戲曲者，形式喜聞樂見，在不同階層中都有大量粉絲，特別是對底層民眾的精神世界，影響更無與倫比。在透過“文字獄”淨化“上層文化”的同時，皇帝並沒有忘記對底層百姓精神健康的關注。而戲曲，正是搞愚民精神文明建設的最好“抓手”。

中國歷史上有禁戲傳統。對於戲曲的威力，歷代統治者均如臨大敵。其原因，一是一演起戲來，觀者如堵，容易“聚眾鬧事，通宵達旦，興訟生盜”，影響社會治安，甚至醞釀社會動亂；二是戲曲這東西太容易打動人心，“近誘男女，遠招匪類，長奸誨盜，敗壞風俗”，影響“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