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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後來說：“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以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中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者，亦未懲辦一人。”（《清仁宗實錄》）

老年皇帝處理政務力圖簡明，但求清靜。避免“煩擾”，減少麻煩，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大原則，這在他壯年時代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動挑起矛盾，大處著眼，小處放過，以不擾民、不生事為要。在糾正官員辦理文字獄擴大化的傾向時，皇帝說，對文字過於推求，“滋擾閭閻”，“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對民間宗教的高壓也有所減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撫郝碩奏報，他破獲一起民間宗教案件，案中諸人，聚眾吃齋唸經，案情嚴重，建議皇帝嚴懲。郝碩本以為這篇彙報能得到皇帝的嘉獎，沒想到卻被皇帝批評了一頓：“該撫既經查出，應將經懺等件燒燬，無令仍前吃齋唸佛，使其改悔，不必過事追求，致滋煩擾。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實系邪教傳齋徒眾及有違礙字句者，自應嚴行查辦，滅絕根株；若止系愚民吃齋求福，誦習經卷，與邪教一律辦理，則又失之太過。所有案內人證即著概予省釋，經卷等全行銷毀。”從此之後，普通民間宗教案不再被當成重案，那些吃齋唸佛的善男信女們又可以自由活動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時一直都從嚴把關，硃筆掃過之處，顆顆人頭落地。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覆到以前的寬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將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來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發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來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鬆法網的同時，皇帝施恩的手筆則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財政並不十分寬裕，皇帝減免起稅收來卻並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餘萬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錢糧；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當年地耗正糧一千七百萬兩。真所謂“皇恩浩蕩”，舉國稱慶。

當然，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汙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清高宗實錄》）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倖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摺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託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准，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