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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貢”；大臣們進京覲見皇帝，所獻貢品稱“陛見貢”；皇帝提拔加恩，所獻貢品，稱“謝恩貢”……有時，皇帝想要某種東西，又實在沒有藉口，就乾脆稱“傳辦貢”。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這次東巡所收貢品，應該歸為“迎鑾貢”。不過，即使是“迎鑾貢”，也應該僅限於所經過地方的官員。而這一次，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巡撫官員們也都放下工作，不辭辛苦，千里迢迢來進獻大批財物，從體制上講可以說並無先例，也毫無道理。這一事件唯一可以說明的，就是皇帝對貢品的需索已經達到了失態的程度。

隨著老皇帝越來越失態，越來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務推到一邊，集中精力為皇帝購買製造奢侈品。越到後期，官員們進貢的次數越多，物品越豐。檔案記載，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這一年，長蘆鹽政徵瑞進貢十五次，閩浙總督伍拉納進貢十一次，福建巡撫浦霖進貢九次。其中伍拉納十一次進貢日期分別是：三月初八、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初七、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初七、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幾乎無月不貢，成為中國進貢史上的奇觀。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進貢浪潮更是席捲全國。每到此時，整個帝國變成了大小官員們呈獻貢品的萬國博覽會。據朝鮮使臣記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大壽時，他在中國一路所見的進貢景象實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進貢的大車據不完全統計多達三萬輛。除大車外，那些珍貴怕碎的貢品以人擔、駝負、轎駕，更是多不勝數。“其槓而擔者，物之尤精軟雲”。“每車引馬騾六七頭，轎或者聯槓駕四騾，上插小黃旗，皆書進貢字”。為了搶運貢品，車輛互相爭道，“簧火相望，鈴鐸動地，鞭聲震野”。好不氣派。（樸趾源《萬國進貢記》）

很多人都說，進貢之風的興起，是開啟乾隆朝政治腐敗大門的鑰匙。

皇帝過度收受貢品，本身就是一種嚴重腐敗行為。

官場上，送點小禮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禮品價值過限，就是腐敗。同樣，按定製收受貢品，自是帝王維持正常生活的必須，但像晚年乾隆這樣毫無節制地收受禮物，當然就是犯罪了。

皇帝的理論是，送給皇帝的禮物是由官員們“自行制辦”，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聯上下之情”。既不會增加百姓負擔，又溝通了君臣間的私人感情，何樂而不為呢？

事實上，並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斷出“自行制辦”之不可能。送給皇帝的“土特產”，幾乎件件超出官員們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歡那種鑲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紛紛進獻。當時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銀四千兩。而當時廣東珍珠價格，重四分的珠子約值銀四五千兩，重五分的則需六七千金，如像龍眼果那樣重三錢的大珠竟值兩萬兩銀。一柄如意的價值如此，其他禮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精美絕倫的禮品，每一件都是民眾的膏血凝成。

因為進貢之風的盛行，乾隆年間的官場上出現了“幫貢”一詞，即有權進貢之大臣令下屬幫助其“購買物件”，以“孝敬皇上”。這一新詞彙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榮，頗有凝聚全體官員對皇帝的無比熱愛之義，實際上卻成了貪汙腐敗的新方式。因為送給皇帝的禮物，從採購置辦到送進大內，往往過程不公開，賬目不清楚，雲霧重重，機關多多。事實上，送到皇帝手裡的一萬兩，可能意味著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裡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們則完全有可能從民間剝削了百萬兩。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數起貪腐大案，都牽出過背後的進貢問題。那些進貢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賞識的大臣，後來多數都成了貪汙犯。比如那個一年進貢十多次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勾結串通屬下官員，貪汙庫存銀八萬五千萬餘兩進行私分。案發後，朝廷抄了伍拉納的家，抄出白銀四十多萬兩。被抓之後，伍拉納自供其鉅額財產中就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勒令下屬“幫貢”所得：“我們並不自己出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寵臣李侍堯是當時“優於辦貢”的代表之一。時人認為他是乾隆朝進貢之風興起的帶頭人：“（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變，從風而靡。”這並非虛言。現存史料中有一張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所進貢物品名單，我們可以從中窺得李氏進貢手筆之大：

鑲洋表金萬年如意一柄　金無量壽佛一尊　珊瑚朝珠一盤　蜜蠟朝珠一盤　脂玉萬年有慶一件　白玉祥祿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