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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的世俗精神啟發了啟蒙思想家們高舉理性主義大旗，猛烈抨擊中世紀的神學教條。傳教士的書簡成了最熱門的讀物，精英階層的客廳裡，人人談論孔夫子的學說、中華帝國的悠久歷史，甚至還有聖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傳教士們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這個神聖的自然法則之上，法律與倫理道德融為一體。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構成了中國這樣一個全新的道德世界。這令一直激烈譴責天主教會的伏爾泰如同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他讚揚中華文明偉大的奧秘在於其貫穿了理性與道德的原則。他說，中國人“具有完備的道德學，它居於各科學的首位”。他在《哲學辭典》的“光榮”條目下讚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號召歐洲向中國取經。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萊布尼茨甚至這樣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

當然，關於中國的聲音並不是一邊倒的，也有人對傳教士的書簡做出了另一種解讀。啟蒙時代熱愛自由的歐洲人對任何一點專制的資訊都極為敏感，不幸傳教士書簡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暗示。孟德斯鳩就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千年不變和社會穩定是專制控制的結果。

百科全書派主持人狄德羅和伏爾泰一樣，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務實精神，不過卻對中國人的父權原則提出質疑。他認為，對父輩的盲目服從，只能產生縱容父輩錯誤、剝奪兒輩自由的惡果。

另一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疑問：如果中國文化果然這麼輝煌，何以一再被異族統治呢？“如果無論大臣們的見識或者法律所號稱的睿智，或者那個廣大帝國的眾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於愚昧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的話，那麼他們的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所堆砌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出什麼結果呢？結果不就是住滿了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嗎？”（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餘建華《17…18世紀西歐啟蒙思想家的中國文化觀探略》；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對同一個國家，人們的判斷和評價如此兩極，讓人莫衷一是，也讓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迷惑不已。中國到底是天堂還是地獄？再過幾個月，一切都將真相大白。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於抵達了中國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國史上的登峰造極，一直為後世所豔稱。為了向遠人展示帝國的富庶繁榮，皇帝更是精心準備，一擲千金。那麼，這樣一個空前絕後的傳統盛世，在英國人眼中是什麼樣子呢？

英國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眾多和市井生活的繁榮。從馬可·波羅時代起，這一點就一直為歐洲人所驚歎。關於中國的人口，長期以來在歐洲是一個謎。馬可·波羅說，汗八里城（元代蒙古人對大都的稱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數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馬可·波羅遊記》）這已經讓歐洲人產生懷疑，明清時傳教士的說話更令人難以相信：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會集中在一個國家之內，而這個國家的面積雖然廣大，也不過是整個陸地面積的十二分之一。不過英國人的訪問為歐洲得出了定論：“人們給予這個國家人口數量的上限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實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二　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眾多的最有力證明是自然資源的稀缺。英國人剛剛抵達中國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1793年7月初，英國艦隊抵達第一片中國領土舟山群島。由於遇到落潮，“克拉倫斯”號只得在一個叫六橫島的小島邊拋錨稍停。英國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時間上岸對中國領土進行第一次的觀光”，於是他們爬上了六橫島。爬過海邊陡峭的石壁後，他們在山下發現了一塊人工填海填出來的小平原。很顯然，為了造出這塊小平原，本地的居民們沒少費力氣。“為了防止海水的沖洗，前面築了一條三十呎高的土堤。但這塊平原的面積並不大，我們懷疑花費這樣大的力氣搞出這麼小的一塊土地來是否合算。平原上種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就是展現在英國人面前的典型中國國情：土地稀缺，人口密佈。這有點出乎英國人的預料。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