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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逸青緩步上前，來到了西鄉隆盛的身邊，此時西鄉隆盛剛好寫完，正立於書案前欣賞自己的作品。

林逸青看到長長的宣紙上，寫著這樣一首詩：

“酷吏去來秋氣清，雞林城畔遂涼行。須比蘇武歲寒操，應擬真卿身後名。欲告不言遺子訓，雖離難忘舊朋盟。故天紅葉凋零日，遙拜雲房霜劍橫。”

在這首詩中，西鄉隆盛以蘇武、顏真卿自況，並且虛構了在紅葉凋零之時，朝著東京的天皇遙拜，然後“殺身成仁”。從這首詩看，他對如此葬身似乎是非常陶醉的，甚至有些不能自已。

林逸青正自奇怪，西鄉隆盛卻突然問道：“瀚鵬，你可知這首詩的來歷？”

“南洲先生此詩名為《蒙使於朝鮮國之命》，當是朝廷大議徵韓之時，先生所做的吧？”林逸青一看詩名，便猜出了個大概，立刻答道。

“正是。”西鄉隆盛長嘆一聲，點了點頭，“今日在街上，偶蒙孩童贈以紅葉，心有所感，往事歷歷在目，遂將這首舊詩又寫了一遍。”

“當年朝廷若納先生徵韓之議，便不會有今日之事。”林逸青明白西鄉隆盛在想什麼，說道，“朝鮮說不定已然併入日本版圖，士族得有生計，也不致流血千里，外兵紛擾了。”

林逸青熟悉歷史，知道當年西鄉隆盛為給天下士族謀出路，積極倡議征伐朝鮮，並不惜自己殺身成仁的往事，是以說了這樣的話。

如果當年西鄉隆盛的徵韓之議得以透過，日本在當時出兵朝鮮，朝鮮未必能擋住日本的侵略，而朝鮮背後的天朝上國，也未必能夠再來一次抗倭之役。而西南戰爭，也不一定會打成現在這個樣子。

日本近代所謂“徵韓”的論調，並非在明治維新後才有。在江戶時代，朝鮮和日本存在著“互通訊義”的對等交往，然而隨著日本主義的抬頭，當時的部分學者卻虛構出一種朝鮮服從於日本的想象。到了幕末時期，幕府日益沒落，列強開始衝擊日本的國門，日本的知識分子普遍有著強烈的危機意識。作為解決本國危機的手段，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獲得與列強對峙的資本，朝鮮自然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另一方面，部分人又以日本主義為思想武器，強調日本的神聖性、優越性，歪曲和神話歷史，證明日本對朝鮮進行“征伐”的傳統性和合法性。

日本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個對朝外交團於明治元年11月6日到達釜山的草梁倭館，其目的是向朝鮮通告日本國內政權更替以及“御一新”的情況。使團仍由在舊幕府時代一直負責對朝事務的對馬藩具體負責。使團8日與朝鮮方面的負責官員會面。然而朝鮮提出，無法接受日方文書中諸如“天皇”、“敕”等用語，他們堅持認為：“皇是一統天下，率土共尊之稱。雖行之貴國，而貴我間往來書中，則交鄰以來，未有之事。如此句，決不可受。”朝鮮堅持要求日本修改文書。而日方也堅持不肯修改，交涉陷入僵局，使團在朝鮮逗留了將近一年，也未能使朝方改變立場，最終只能悻悻而歸。交涉的失敗，關鍵在於雙方對國際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日方已經接受了近代的國際秩序觀念，而朝鮮仍然固守以天朝上國為中心的夷夏秩序。因此，日方文書上的“皇”、“敕”等語，自然會被朝方認為是對其所尊奉的天朝皇帝的不敬。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

之後，日方又派遣外務權大錄佐田白茅、少錄森山茂等前往朝鮮，催促朝方回覆日方的國書，然而仍然不得要領。明治五年9月，藉著廢藩置縣，外務省收回了長久以來由對馬藩代理的對朝交涉權，並接收了原由對馬藩管理的釜山草梁倭館，改名為“大日本公館”。草梁倭館其實並非對馬藩的產業，而是歸朝鮮所有，不過是由於與對馬有傳統往來。所以一直允許其使用，供對馬藩的職員和商人居住而已。而外務省卻將舊對馬藩的職員清退，改由外務省的官員接管。這刺激了朝鮮方面，產生對日本的不信任感。朝鮮國內的反日情緒開始高漲，出現了排日行為。

明治四年岩倉使節團出國後，同行有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政府高階官員。在國內留守的則是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大木喬等人。在開始討論所謂“徵韓”之時，岩倉使節團還沒有全部回到日本，因而最初的討論主要在留守政府中展開。

在朝野一片喊打之聲中，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決定了閣議的主題：將對朝交涉視為“關朝威。系國辱”的重大問題，認為朝方“將我目為無法之國”，自然導致“不慮之暴舉”，而“我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