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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裡，每當事業上有了起色，他總要犒勞自己，去一個高檔的餐廳或是賓館裡吃飯或者喝咖啡。他這麼做的原因不是為了享受美食，而是為了近距離地觀察那些在飯館裡消費的上流人群——去學習、體會成功人士的舉止和行動，從而在心理上給自己正面的暗示和激勵。

這個故事實際上點出了大學教育中最缺少的一部分：侷限在圍牆之內、書本之上，卻很可能不瞭解外面社會的價值標準。於是我和幾個剛剛認識的朋友就商量，為什麼我們不能把“明德”學生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社團呢？也許在一個社團的形式下，我們能夠在自我塑造、彌補大學教育不足的方面採取更主動的行動。慷慨的陳國鉅先生和“北大之友”的董事們非常支援這個想法，我們很快就獲得了一大筆活動經費——10萬元！並且陳先生表示，只要活動有意義，經費上的事情，不需要擔心。

一下子“明德”就成為了北大經費最充裕的社團。可是，請等等，我們還不是一個社團呢，於是我們趕緊準備申請註冊，然而沒有想到，這個社團一直也批准不下來。直至今日，為什麼“明德”一直沒有取得官方的合法身份還是眾說紛紜，沒有一個肯定的權威答案。但是透過與“內幕人士”的交流後，我推測，原因還是在於“高考狀元”這個敏感的話題。

“

儘管沒有合法的身份，但我們仍然可以經常參與到正式的社交場合中，從西餐的禮儀開始學起；我們自己設計或是請來人力資源專家，在聚會中透過各種遊戲來鍛鍊團隊合作精神以及創新意識；我們還組織了許多內部的交流活動，在不同專業和不同年級的“明德”學生中分享經驗、互相幫助、培養友誼；而每年的假期，我們也可以組織社會實踐考察，去中國高速發展的城市或者偏遠落後的山區，去拜會成功的私營企業家或者給農村小學裡的孩子教課，去報社、去政府機關、去百姓人家……總之讓我們對中國的社會實況有了更加全面與廣泛的瞭解。

“明德”給我帶來了許多許多寶貴的回憶和收穫，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我想還是在裡面結識的好朋友。和很多人講的一樣，我相信上大學就是要做三件事情：讀天下文章，看天下風景，交天下朋友。而“明德”不是一個社團，她更像是一個圈子，圈子裡的人互相欣賞、互相學習、一起開懷大笑、一起出謀劃策、一起經過陽光、一起走過風雨。在大學裡，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需要有心人的培養和維持，但是當你有了這樣一個甚至幾個圈子後，你的大學生活，從此會與眾不同。

（四）問題少年和跨文化合作

大二的夏天，我有幸前往香港大學，和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南京大學和香港大學的60名學生一起，參加“李韶經濟社會考察計劃”。李韶先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社會活動家，他創立這一活動的目的在於加強中國內地大學生和美國學生對香港的瞭解，所以我們每天上午都會在港大聽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的講座，瞭解香港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下午則被分成了不同的研究小組，在導師的指導下，進行社會調查和討論，最終完成一篇考察報告。

在40天的活動裡，我們聽了30多場講座。從“特首”董建華先生，到當時的成功商人現在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從著名的臺灣導演侯孝賢到香港藝人梅豔芳，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渣打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每次講座之後都會有學生提問的時間，而我每次都會舉手，因此得了一個稱號：問題少年。

為什麼要問問題？因為我覺得問問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且不說你的提問物件是如何的聲名顯赫、精明睿智，也不論你的問題能夠被所有在場的聽眾聽到，問題的愚蠢與聰明立刻能從你身邊的聽眾的表情中得到反映，最難的還是，你要努力提出一個“好”的問題。這必須建立在你對演講者以及演講話題的背景、演講本身的邏輯有敏銳的理解和判斷，然後還要在很短的時間內組織起精闢的語言，提出問題。

這個過程非常鍛鍊人的思維、急智和口才，而我就把問問題當作了一種訓練，所以才幾乎偏執地在每次演講後都舉手提問。也正是這種訓練，使我日後在面對不論什麼樣背景和級別的人，都可以從容地提出問題。

“李韶計劃”的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完成一篇調查報告。我和來自哈佛大學的Owen和來自香港大學的Trevor在同一個小組裡，我們的報告主題是“法律”。來自三個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說著三種不同的語言，要在一起完成一個複雜的任務。

其實這也許是你將來工作中經常能遇到的情景。在這個全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