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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琮並沒有因為兵力佔優便一味強攻，反而應對的頗為謹慎。他小心翼翼的控制著進攻的節奏，以不斷削弱曹軍的實力。

戰爭進行到現在，可謂大局已定，依附於曹操的潁川、兗州士人雖然尚未凋零，但其根基已斷。如果他們不改弦更張，等待他們的，必然是步審配等人的後塵。這一點是世家大族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而

曹操在軍事上的核心——沛譙集團也已元氣大傷，無力支撐曹操在這場戰爭中繼續前行。

而從荊州軍的實力來看，僅劉琮親自率領的圍城大軍就有十八萬之多，再加上西路趙雲所率的五萬餘眾，東路周瑜所率的七萬餘眾，從兵力上已完全佔優。不過劉琮很清楚，自己的優勢並不僅僅在於人馬眾多，軍械精良，糧草充足。

拋開這些對比不談，劉琮認為荊州最大的優勢，其實是來自於內部的平衡。無論是世家和寒門，文士和武士以及各方面，都在荊州新政的指引下趨於平衡。這種平衡是各階層之間團結的基礎，是劉琮統治穩定的基礎。

在劉琮看來，之所以會有如今這個亂世，原因並不複雜，皇權的衰落和帝國的分裂，也絕非“久合必分”這樣簡單概括就能夠直指核心的。

當時的農耕技術和科技水平，是沒有辦法維持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大一統帝國的。且不論是什麼導致了東漢的衰亡——**也好，天災也罷，不過是外因罷了。事實上，即便沒有黃巾，沒有張讓等十常侍弄權，沒有何進沒有董卓，也必然有別的諸如紅巾，黃巾，綠巾，有李進張進李卓張卓。

說到底，不過是誰統治誰罷了。雖然統治的形式在歷史的程序中，看上去不斷演變，但其核心呢？核心是掌握了大部分資源的精英統治罷了。掌握了經濟和文化資源，才有可能躋身於精英階層，才可能成為世家大族，而不是庶族寒門。

從原有的歷史看，當下這個時代的知識極為昂貴，不可避免的集中到一小部分人的手中，皇帝要想挑選官吏，只能從這個群體裡面選，這個趨勢到了西漢末期已經不可阻擋了，光武帝劉秀起家就是靠的這個群體。這一批人就成了三世紀帝國崩潰後歷史舞臺的主角。

對於皇帝來說，當然不滿意這個現狀，所以他們嘗試過用宦官（東漢）、王族（西晉）來制衡，以維持帝國的統一，但是他們都失敗了。士族政治在東晉達到了頂點。但是到了南北朝中後期，伴隨著技術的發展，庶族地主開始崛起。皇權有了其他的選擇，士族開始逐漸變成花瓶，儘管他們依然為世人所重。

再往後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普及，到了唐宋時期，他們就離開了歷史舞臺。作為一個群體，他們有功績，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有他們的貢獻。他們也有罪惡，三世紀到六世紀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這是庶族寒門發出的怒吼，貫穿了幾乎整個歷史。

對現在的劉琮來說，要改變的不僅僅是提前結束這個亂世。他試圖從歷史這條大河中，避開諸如“五胡亂華”之類的礁石。他並不妄想著跳出這條河流，他只是希望中華文明可以避免被閹割、被侵略被虛無的命運。

在這個時代生活的越久，劉琮就越能感受到這個時代的特質，那種只屬於中華民族的高貴氣息。

先漢時代是一個貴族的時代，夏商周秦以及各路諸侯們都是神話時代的後裔。所以他們身上總充滿了浪漫與驕傲。雖然浪漫的宋襄公與驕傲的楚霸王都最終失敗，並最終開啟了庶民的時代，但這股子貴族的氣息卻被士大夫們完整的繼承了下來。兩千石高官如被下獄，往往寧死也不肯受辱於小吏之手；而如陳湯這樣的微末之人，也能慨然以身赴天下任。

儘管不為皇權所喜備受打壓，但這股氣質畢竟還是頑強的撐到了現在。獨漢以強亡，強的不僅是武力，也是這骨子裡的高貴。

這個時代中，足以媲美先輩們的英雄有不少，當他們全都死去，血色浪漫中誕生出一朵名叫建安風骨的瑰麗花朵。

而這個時候，司馬懿出現了。這是個亂世打造出來的鬥爭機器。儘管他在漢朝待的時間比諸葛亮還長，卻和那個如煙花般絢爛也如煙花般逝去的時代做了徹底的切割，舊時代人視為生命的光榮與驕傲對他來說一文不值。

勝利就是一切，為了扼殺對手哪怕一絲一毫勝利的機會也可以不計代價。從頭到尾都只有精緻的算計與冰冷的抉擇，嚴謹而無情。他送走了舊時代最後的捍衛者，從此親手埋葬了舊時代的軀體；他又斬斷了舊時代最後一絲影子，從此徹底將舊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