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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博士。沒有這些功業，他們就沒有價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認。

魏晉卻不以成敗論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願或功敗垂成，也照樣能得到人們的敬重。

比如祖逖（讀如替）和劉琨。

祖逖和劉琨都是在西晉覆滅之際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驅除胡族興復神州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長江船至中流之時，豪氣干雲地敲著船楫朗聲發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復中原，那就讓我有如這滾滾東去的江水，不再回來！

這就是所謂的“擊楫中流”。

同樣廣為流傳的是“聞雞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歲的祖逖半夜聽到雞叫，便叫醒同樣年輕的劉琨：這是上天在激勵我們呀！於是一起到屋外舞劍。

聞雞起舞和擊楫中流的故事，後來成為中國人勵志的常規教材，祖逖和劉琨的事業反倒是鮮為人知的。事實上他們倆都未能實現自己的願望。祖逖憂憤而死，劉琨被人冤殺，卻像出師未捷的諸葛亮一樣讓人懷念。

人物比功業更重要，這是一個轉變。

與此同時，對人物的追捧也由聖賢而英雄。聖賢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則未必。董卓不用說，曹操和袁紹年輕時也近乎無惡不作。他們倆甚至在參加婚禮的時候故意製造混亂，趁機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這樣的故事卻被人們津津樂道，並沒有人因此而認為他們不是英雄。

實際上魏晉時期英雄的概念與道德無關。劉琨原本便是風流才子，喜歡聲色犬馬，祖逖的行為則幾近劫匪，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忠君愛國和建功立業。同樣，他們把天下大亂看作揚名立萬的大好時機，因半夜雞叫而驚喜，也不奇怪，儘管這驚喜難免“幸災樂禍”之嫌。

也許，這就是“魏晉風度”了：道德評判退隱，個人價值彰顯。吸引眼球顛倒眾生的，不再是功業、節操、學問，而是氣質、才情、風神。或者說，正因為懷疑和否定了外在權威，才有了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

所以，英雄可以同時是奸賊。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 王敦最後是身敗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導一樣，王敦也是東晉王朝的實際締造者和保衛者。想當年，司馬睿初到建康毫無威望，是王導設計讓他在三月三日上巳節坐轎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騎高頭大馬前呼後擁，一下子就鎮住了持觀望態度的江東大族，司馬睿後來的稱帝也才有了社會基礎。

此後，王導內執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權和軍事權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裡，晉元帝司馬睿不過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時人稱之為“王與馬，共天下”。

這就是王導創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對於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滿意的只有王導，王敦和司馬睿都不滿意。王敦桀驁不馴專橫跋扈，司馬睿則不甘大權旁落，試圖利用他人的力量來鉗制王家，結果是手握重兵鎮守荊州的王敦不想謀反也得謀反。

於是，司馬睿稱帝四年後，王敦便反於武昌（今湖北鄂州），並很快攻入建康。司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則幾至皇位不保，並在當年憂憤而死。

據正史記載，司馬睿在一敗塗地之後，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義譴責王敦，只能一面脫下戎裝，一面嘀嘀咕咕地說：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讓老百姓受苦？

東晉皇帝之無奈，由此可見一斑。

晉元帝死後，繼位的是晉明帝司馬紹。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對方於死地。最後，王敦之亂因其病逝而告終。他的勢力被東晉王朝的政府軍剿滅，本人的屍體也被挖出，腦袋還被砍下來掛在浮橋上示眾。

王敦豈非不得善終？

當然是。而且按照儒家倫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然而在魏晉，王敦受到的卻是由衷的敬佩。

王敦死後二十三年，徵西大將軍桓溫攻進成都，滅亡了五胡十六國之一的成漢。這位勝利者在成漢宮中大宴賓客，蜀中士紳也悉數到場。桓溫為人原本豪爽，此刻更是雄姿英發語驚四座，以至於散席之後眾人還回味無窮。

大家都說：桓大將軍真是當代英雄！

一位王敦過去的部下卻不以為然。他說：那是因為你們沒見過王大將軍！

實際上就連桓溫對王敦也欽佩有加，儘管他並不認為自己在王敦之下。但當他路過王敦墓前時，仍充滿崇敬發自內心地大聲呼喊：可兒！可兒！

可兒，就是稱心如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