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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充幫了司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馬昭想做的事，又讓這傢伙保住了臉上的假面具。

沒錯，忠孝仁義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從司馬懿到司馬炎，這個家族一直都重禮重孝。司馬昭去世後，司馬炎甚至不顧大臣勸阻，堅持三年之喪。他說：朕本儒生，以禮傳家，豈能因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這可真是別出心裁。作為國家元首，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皇帝行過此禮。司馬炎堅持這樣做，無非為了標榜自己是純正的儒家、地道計程車族。

然而這位“純儒”卻十分好色，他後宮的女人甚至多達上萬，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該跟誰上床，只好坐一輛羊車在宮裡轉，羊停在哪兒就進哪間房。那些可憐的女人們則用竹葉插窗，鹽水灑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門。

不以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徵南將軍胡奮的女兒，被晉武帝司馬炎冊封為貴嬪。這位將門虎女並不認為皇帝有什麼了不起，入宮後竟號啕大哭，跟司馬炎做遊戲也寸步不讓。

司馬炎大怒：你真是個將種！

胡芳卻反唇相譏：北伐公孫淵，西拒諸葛亮，這樣的人不是將種又是什麼？

據說，司馬炎竟滿臉慚愧。

司馬炎確實應該慚愧，但不是因為司馬懿曾經擔任過軍職，而是因為他和他王朝的虛偽。這個靠陰謀詭計和巧取豪奪建立的帝國，可謂集貪婪、奢侈、殘忍、狡詐、荒淫於一身，高高舉起的卻是儒家倫理的道德旗幟。

旗幟是必需的。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力量。旗幟上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則是為了與曹魏相區別。曹操是堅持“法家寒族路線”的，諸葛亮也一樣（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卷《三國紀》）。士族儒家的司馬政權當然必須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他們的立國之本。

然而實際上的作為又如何呢？弒君篡位是不忠，廢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殘是不悌，濫殺無辜是不仁，爭權奪利是不義，喪權辱國是無能。請問，儒家倫理安在哉？但只見：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結果又是什麼呢？

中華帝國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學說。獨尊儒術之後，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經成為漢民族的魂魄所繫，也維繫了兩漢三百多年的穩定，怎麼說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學本身也有問題。

問題出在儒學變成了官學（正式稱謂叫經學）。官學是有權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這兩條都決定了儒學必將失去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條化，變成讓人討厭的東西。

事實正是如此。

兩漢經學的特點，一是繁瑣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說，咬文嚼字，裝神弄鬼。比方說，五個字的經文，可以寫出兩三萬字的註解。普普通通一句話，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義。請問這還是學術、還是思想嗎？

當然不是。

因此，兩漢經學發展到後來，就連統治者（比如王莽和劉秀）都感到厭煩，更不用說真正有頭腦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於是進入魏晉以後，上流社會便“家棄章句（拋棄儒學），人重異術（以非儒家的異端邪說為時尚）”，一股新穎先進的思潮以燎原之勢席捲天下。

首先興起的是玄學。

玄學是魏晉時期思想文化的標誌性成果，玄學家主張的則是清談或玄談。顧名思義，其特徵並不難想見：遠離政治，迴避現實，無關道德，蔑視俗務，只關心高深玄遠的理論問題，嚮往超凡脫俗的高雅生活。

這是一種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純粹哲學。

如此哲學，對於重倫理、重政治、重現實的儒學當然是強烈的衝擊，何況還有佛學推波助瀾。東漢時傳入的佛學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國”，卻受到知識界和統治者的普遍歡迎，豈非改天換地？

佛學是外來文化，玄學則是內部反對派。儒學遭此內外夾攻，實際上已無招架之力。沒有了這根精神支柱，兩漢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線崩潰。

沒錯，這是一個無望的時代。國土四分五裂，政權頻繁更迭，時局瞬息萬變，戰火連綿不絕，誰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內。

魏晉之亂，首先在人心。

亂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實上，正如有春秋戰國的禮壞樂崩，才有百家爭鳴；有漢末以後的腐朽潰爛，也才有魏晉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