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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選擇，我寧可直搗黃龍。我敢說諾拉一直對我有好感，雖然潔琪說她目前住在布蘭查斯頓還是哪裡，但普通家庭（也就是我家之外的家庭）通常遭逢橫逆都會靠得更近，我有把握上週六之後，諾拉一定拋下丈夫，讓他和孩子互相照顧，回孃家住個幾天。

我從牆上跳下來，踩得碎石窸窣作響，我靠牆不動躲在陰影裡，但沒有人出來張望。

我的眼睛慢慢習慣黑暗。我從來沒有到過這座後院，就像我對凱文說的，因為我很害怕被逮個正著。果然是麥特·戴利家。鋪板很多，灌木修剪整齊，註明花卉名稱的標籤已經插在花床等抽枝發芽，廁所改建成牢固的小棚屋。我在陰暗角落看見一張可愛的鑄鐵長椅，位置剛好，便將它稍微擦乾，坐下開始等待。

一樓窗戶有一盞燈光，我看見牆上一排整齊的松木櫥櫃，是廚房。果不其然，半小時之後，諾拉出現了。她穿著太大的黑色套頭衫，頭髮隨便挽一個髻，即使隔這麼遠，都看得出她一臉蒼白而疲憊。她倒了一杯自來水，靠著水槽小口啜飲，兩眼茫然望著窗外，一手按摩頸後。過了一會兒，她猛然抬頭，轉身喊了什麼，接著便匆匆將杯子洗好，扔到瀝水板上，從櫥櫃裡抓了一樣東西便離開廚房。

我只好正襟危坐，哪兒都去不了，連煙都不能抽，怕被人看到火光。直到諾拉·戴利決定該睡覺了。麥特·戴利是那種為了小區安全，會拿著球棒追遊蕩者的人。我只能呆坐不動，感覺自己好幾個月沒這樣了。

夜裡的忠誠之地安靜許多，電視照得朵耶家的牆面忽明忽暗，微弱的音樂從某處輕輕飄來，女人甜蜜渴望的歌聲在院子迴盪。七號窗戶掛著五顏六色的聖誕燈飾和胖胖的聖誕老人閃閃爍爍，莎莉·荷恩家一個青少年小孩太吼：“不！我恨你！”接著猛力甩門。五號頂樓的化外之民（那對雅痞夫婦）正在哄孩子上床：爸爸抱著剛洗好澡、穿著門色睡衣的小孩，抓著他在空中搖晃，朝他肚子吹氣，媽媽笑著彎身將被子攤開鋪平。馬路對面，我老爸和老媽應該像兩個死人坐在電視前，各自不曉得在想什麼，看能不能直到上床之前都不和對方說話。

那天晚上，世界一片肅殺。我平常很喜歡危險，只釘危險能讓人無比專注，可是那天不同。我感覺地表就像巨大的肌肉在我腳下起伏折曲，讓所有人騰空飛起，讓我再次看清這場遊戲裡誰是老大，誰又是微不足道的無名小卒。空氣中的詭異顫動提醒我，我所相信的一切都是未知數，所有基本規則隨時會變，而且莊家永遠會贏。就算七號忽然塌陷，壓垮荷恩一家和他們的聖誕老人，五號轟然起火，將雅痞夫婦和小孩燒成灰燼，我也不會意外。

我想到荷莉，想到她在象牙塔中，努力思索世界沒了凱文叔叔要怎麼繼續，還有可愛的史帝芬小子穿著他的全新風衣，努力不去煩惱我在他背後下指導棋。我想到我母親，想到她在教堂牽起我父親的手，為他生兒育女，而且相信這麼做很好。我想到自己、曼蒂、伊美達和戴利一家人今晚各自默默坐在一個角落，努力揣想沒有蘿西牽引的這二十二年究竟算是什麼。

十八歲那年，蘿西頭一回對我提起“英格蘭”。那火是週六夜，春天，我們在蓋立根酒吧。蓋立根在我們那個世代家喻戶曉，人人都能說出一段往事，沒有也會借別人的故事來說。都柏林每一個穿西裝打領帶的中年人都會興致勃勃告訴你，當年凌晨三點警方臨檢酒吧，他是怎麼抱頭鼠竄，或者他在U2發跡之前請他們喝過酒，或是在那裡遇到現在的老婆、狂舞亂跳被人撞掉牙齒，甚至嗑藥睡死在洗手間，週末過完才被人發現。

那個地方既像鼠窩，又像火災必死的巢穴，黑漆斑駁，沒有窗戶，牆上用範本噴漆畫滿巴布·馬利、切·格瓦拉和其他當紅人物的肖像。不過，它深夜還營業——多少算有，因為老闆沒有販酒執照，深夜只有兩種黏稠的德國酒可供選擇，兩種都會讓人變得有點娘，而且酩酊大醉——現場音樂像抽獎一樣，永遠不曉得接下來會聽到什麼。現在的小孩避之唯恐不及，我們當年卻愛死這個調調。

那天晚上，我和蘿西去聽一個新的華麗搖滾樂團“火星唇膏”演唱，她之前聽過覺得很棒。還有其他樂團，反正有什麼聽什麼。我們暢飲上等德國白酒，微醺地踩著舞步。我喜歡看蘿西跳舞，看她扭腰擺臀，頭髮飛揚，笑

嘴角彎成弧線。她跳舞總是表情多變，從來不像其他女孩一臉痴呆。

酒吧裡的感覺越來越好，樂團當然比不上齊柏林飛艇，但歌詞很犀利、鼓手很棒，全團散發著不顧一切的光芒。我們豁出一切，就算這輩子不能飛黃騰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