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第2/4 頁)

買蒸汽鐵甲艦的重要人物之一，李鴻章對於西方戰船的效能還是略知一二的。

在1882年之前，因為火炮威力的疲軟，鐵甲艦隻要不被引爆彈藥庫就能夠硬挨數十炮不虞。

縱觀鐵甲艦縱橫海上的二十年間，鐵面裝甲的沉沒屈指可數，可以說每一艘鐵甲艦的沉沒都能載入史冊供後來的軍事專家作為研究教例分析。

倭國沒有能力製造出鐵甲艦來，所以他們所用無非就是英、法、德三國之貨。而三國自然不會忘記對他們所賣出的重要物品進行後續跟進，以便及時對本國的鐵面裝甲進行進一步改良。

擊沉兩艘鐵甲艦，這是轟動整個世界的大事

“羅總督真乃神人也！”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李鴻章一句話表達出了心中所感。

沉沒了兩艘總造價超過一百五十萬兩白銀的鐵甲艦，倭國覆滅平海艦隊所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

遭受重創倭國哪裡還有再戰之心。北洋、南洋之艦此去安矣。

“鐵甲船不可不辦，倭人萬不可輕視。”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的話猶在李鴻章耳邊。如今鐵甲船訂單已下，倭人被重創，沈文肅在天之靈不知會做何感想。

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手建立北洋水師的李鴻章此時此刻突然想到了兩年前去世的好友沈葆楨沈文肅。

沈葆楨這位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一手建立南洋水師的船政大臣，兼任通商大臣兩江總督的一方大員和李鴻章有太多的相似太多的交集。他們兩人和大清近代海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沈葆楨之事業，以督辦福州船政和建立福建水師為最。儘管左宗棠是主要籌劃人，但福州船政局剛剛籌建，他即赴任陝甘總督，留下的事業由沈葆楨完成，故有“創自左宗棠，成於沈葆楨”之說。二人均被馬尾地方建祠紀念，稱“船政之父”。

清政府於1875年5月30日作出決定，派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南北洋海防事宜，開始籌辦南北洋海防。

但是因為經費有限，沈葆楨在抵兩江接篆任事後，立即於光緒元年十月下旬給李鴻章寫信建議：南北洋海防經費全部集中起來交給北洋使用。以便集中財力盡快由北洋組建成一支外海水師，拱衛中國近海。

然而，沈葆楨把南北洋海防經費全部交給北洋使用後，中國的外海水師仍多年沒見影子，這是李鴻章執意不肯購買鐵甲艦所造成的。

在“海防議”中，李鴻章雖然知道西方海防理論是“將本國所有兵船，徑往守住敵國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則為防守本國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

但他認為“上策固辦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惟有分別緩急，擇尤為要緊之處”重點把守，即集中力量守大沽口和長江口，“其餘各省海口邊境，略為佈置，即有挫失，於大局尚無甚礙”

李鴻章早期對奪取近海制海權毫無信心，以為“鐵甲船本應定購，惟南北洋麵餘里，一旦有警，僅得一二船，恐不足以往來扼剿，或有失利，該船不能進口，必先為敵所攫，轉貽笑於天下。即以一鐵甲扼大沽海面，以他船附之，亦慮立腳不穩，進退失據”。

在這種以消極把守南北洋海口為主導的海防戰略思想指導下，李鴻章拒絕購買鐵甲艦，而去訂製蚊子船。

不同於李鴻章的落後思想，沈葆楨深刻地意識到，奪取近海制海權，關鍵在於裝備鐵甲艦，沒有鐵甲艦充任中堅，外海水師就無從談起。

所以，沈葆楨寫信三封給李鴻章：“非謂有鐵甲而諸船可廢，謂有鐵甲而後諸船可用”。

“若僅恃炮臺、水雷、蚊船等，事非不足以守口，倘彼攻其所不守，則遷地弗良，我積年所備者，盡居於無用之地。海上事起，不必開仗，即護送、遞信亦所必需，否則彼以一船封港，而氣脈盡窒矣”。

“頗慮海上事起，異族以一鐵甲阻大沽口外，將接濟立斷，畿輔人心為之動擺，則可虞者不僅在無備之各口”。

沈葆楨的觀點一針見血，指明瞭大清海防的一條康莊大道。

雖然沈葆楨苦口婆心地勸說，卻未能讓李鴻章接受爭取近海制海權的海防戰略思想。其原因之是，李過去早期從未接觸過近代海軍，不瞭解鐵甲艦和蚊子船的效能，存在技術上的疑慮，是以“每懸想海上戰事，輒用危心”。

李鴻章覺得：“德之克虜伯、英之阿姆斯特朗新制巨炮，實可洞穿二十餘寸鐵甲，而鐵船轉慮無用”至於蚊子船，配備有巨炮，“其力足可制鐵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