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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下黨組織。徐告訴我說，劉國定認識其負責人，我很希望劉國定到昆明幫我破案。正在這時，毛人鳳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我，說徐遠舉和周養浩兩人一開始合作就鬧矛盾，希望我有空去重慶勸說他們，要以工作為重，不能為個人小事而影響工作。我便於第二天由昆明飛往重慶。

我雖然是奉命來調解他們之間的糾紛，但更重要的是希望把劉國定帶到昆明去破壞雲南地下黨組織。所以我當天晚上找周養浩談話，希望他和徐遠舉以大局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同週一道去徐遠舉的辦公室，要他把劉國定找來，我想當面問問雲南地下黨的情況。這個叛徒穿著嶄新的軍服、佩著中校銜的肩章，看到我們3人坐在一起，便脫下軍帽先向我們鞠躬。徐向他介紹了我之後，我便讓他坐下。徐遠舉從茶几上拿一支香菸朝他扔過去，他很熟練地接著，但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機遞給他，他趕忙從口袋中掏出火柴，連說：“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發笑。

他給我的印象很壞。他對雲南地下黨組織在什麼地方並不知道，只認識一兩個負責人。說要到昆明街上去碰碰運氣，看看能否抓得到。這種海底撈針的辦法，我不感興趣，所以我們只談了一會，我向徐一使眼色，徐就說了一聲：“你可以走了！”劉國定又站起來向我們3個人各一鞠躬，才走。

徐遠舉前天晚上接到我的長途電話，知道是為他和周養浩的事要來重慶，所以劉國定一走，徐便吩咐衛士把門關好，暫不見客，以便我們3人好好談談。

我本打算讓他們兩人把一切誤會都擺在桌面上來談，我好向毛人鳳去覆命，沒想到這些人都是陰一套陽一套，真正到了應當擺出來的時候，嘴上卻一個勁地敷衍著。徐看不起周是憑江山人的關係爬上來的，而周則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學畢業，看不起別人。談了半天，都不著邊際。最後，我不得不說出是毛人鳳得到各方面的報告之後，才決定要我來調停的，周養浩算是比較痛快，也只是說《挺進報》事件，完全是徐遠舉一手包辦，他問都不能問。徐本來是急性子，但當著我的面不好吵，只說因為從去年開始他就一直親自在抓，很多事只是收尾，所以沒能仔細和周詳談，以後有時間，一定讓周把全案的過程看一遍，有不夠的地方再補充。周也同意。就這樣，他們算是把誤會解開，我也算完成了任務。

徐遠舉少年得志，相當驕傲。自破壞了重慶地下黨後，受到蔣介石、毛人鳳、朱紹良等人的嘉獎，更加不可一世。有一次，四川一軍閥請他吃飯，他剛一坐下，客人還沒到齊，便先到桌上吃冷菜，一個10來歲的小孩看不過去，說了一句：“客人還沒到齊，你怎麼先吃起來？”他一聽，火冒三丈，便用力把桌子一掀，一桌的酒菜全部掀到地上。他帽子一拿，氣沖沖地跳上車，主人趕來向他道歉，他頭也不抬，便開車走了。這件事當時在重慶傳為笑談，他自己還很得意。我為此事曾勸過他，切不可這樣粗魯，會得罪人。他雖然表面上接受，但停了一會又補上一句：“這種人得罪也是這樣，不得罪也是這樣，如果我們無權無勢，他們怎麼也不會請我們吃飯的。許多人說這種人是‘水精猴子’一點也不錯，你和他們往來也得小心點。”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遠舉（5）

保密局西南特區成立後，一直是有名無實，因為黔滇兩省站長他指揮不動，我曾接到毛人鳳用化名寫的通知，說西南特區成立後，為了更好地對付西南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必須在特區統一領導下，共同行動……我接到這一通知後，馬上致電徐遠舉，除向他祝賀外，還表示今後一定聽從他的指揮排程；但貴州站長陳世賢，當時兼任貴陽警備司令，這個黃埔二期畢業的老大哥，過去在洪公祠特訓班講過課，是徐遠舉的老師，接到毛人鳳的通知後，根本不予理會，從不與特區打交道。徐遠舉也不曾用特區區長的名義給我和陳世賢發過檔案。徐遠舉常到昆明，也沒有問過雲南站的事。周養浩卻一直不願屈居徐遠舉的副手，經常與徐頂撞。毛人鳳聽周養浩妻子的話，又在重慶成立了一個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養浩為主任。按照軍統一貫的做法，督察室不但與西南特區是平行單位，而且可以對西南特區和各省站實行監督考察。但誰也不理這回事，其實是徒有其名。

策劃應變

1949年3月10日，毛人鳳到重慶，召集西南和西北幾個省的省站與一些公開單位的負責人，舉行三·一七大會。過去軍統局時期，是開四一大會，以紀念1932年4月1日特務處成立。但自軍統頭子戴笠於1946年3月17日飛機失事摔死後，軍統便將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