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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打散，搜到了許多標語、傳單和檔案，殺了一些參加起義的鄉長和農民。

第三次屠殺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完全是由我主持的。由於重慶、廣安、嶽池中共地下黨組織先後遭到破壞，爆發了“嶽武”起義，由共產黨員張蜀駿、王屏藩在嶽池、武勝兩縣率領３０００農民起義，向嶽池縣猛撲，將南充保安隊擊潰，當場擊斃南充警察局局長，震動了成都、重慶。當時，整編第七十九軍已調往陝西，重慶連一支正規部隊也沒有，受到很大威脅，乃星夜趕調駐萬縣的暫七旅一個新兵營、內政部第二警察總隊一個支隊，以及長官公署的警衛團組成“清剿”部隊，派內二警總隊長彭斌為指揮官，二處副處長楊元森為副指揮官，用分進合擊戰術，向嶽武地區進剿。另外，王陵基還調來兩個保安團參加“協剿”。為了搜查中共地下黨，我派大批特務組織成“識別隊”、“搜尋隊”、“情報組”，隨同楊元森前往嶽池、廣安、渠縣一帶做起義軍的分化瓦解工作，破壞中共地下黨的統一戰線，把當地的地方勢力爭取過來，使起義軍陷入孤立，很快遭到失敗。這次，“進剿”，俘虜了起義軍３００多人，將張八妹、徐世連等領導幹部３０餘人押到重慶，囚禁於中美合作所（大屠殺時遭到屠殺）。事後，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鑑於事態嚴重，還親自前往華鎣山各縣，撤換了一些反共不力的縣長，解散了嶽池縣的兩個中學。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殺手徐遠舉的供狀（8）

第四次屠殺是在川東綏署主持下進行的。當時派了第一○八軍的一個師在大竹、墊江、領水一帶搞“三光”政策，起義領導人陳堯楷、徐相應在戰鬥中犧牲，華鎣山人民遭到血腥清洗。

禍及川康

為了破獲中共川康工委，我在１９４８年曾作過兩次努力，結果都失敗了。

１９４９年１月，成都站站長劉鑑先、組長周生才，利用成都中央軍校教官胡秋，以同鄉關係搭上了中共川康工委書記蒲華輔。當時，蒲華輔想找胡秋在軍校開展軍運活動，結果被成都站抓到了。蒲華輔經不起考驗而叛變，使他夫人和川康工委的華健等先後被捕。蒲還交出了劉迪先、劉盛亞、王文鼎等３０多人的名單。在逮捕華健時，特務們又從他身上搜出滬縣專員陳離寫給華健的一個證件和一張名片。劉鑑先用長途電話向我報告了這些情況，我即率領陸堅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務由重慶趕往成都，又從蒲華輔口裡追出成都軍運負責人韓子重、西康組織負責人任熾昌等。我先派張芸樵將韓子重誘捕到案。韓子重系四川省軍管區副司令韓任民的獨子，在四川省軍區任參謀。我經過追逼，韓子重交出了軍運組織，出賣了軍管區四個參謀。我以此材料至四川省政府，命韓任民交出黃子萬、王俠夫等４人。我正想駐在成都將中共川康工委所領導的組織全部破壞時，因蔣介石通電下野，政局突變，不得不停止活動，只將蒲華輔、韓子重等１０餘人押回重慶，行前獎給胡秋５０００萬元金圓券，並提升他為成都站組長。

我將陳離及韓任民的情況轉告王陵基，王聽後大發雷霆，即將陳離撤職，對韓任民大加斥責。

狂妄野心

俗話說：“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當時革命風暴席捲全國，國民黨軍隊仍在瘋狂掙扎，我認為這是為蔣介石盡忠效力之時，局勢雖極其緊張，但還是有辦法，苦撐待變，開啟一條出路，維持國民黨在抗日戰爭盤踞西南那種形勢。因這種“親美崇蔣”的思想支配，我有以下幾種妄想：

一、國共之爭，系國際問題，兩個陣營的鬥爭，美國決不會丟掉國民黨，等美國直接出兵援助蔣介石，參加了中國的內戰，形勢就可以改變；

二、寄託於胡宗南、宋希濂、羅廣文在西南周圍的百萬大軍，以西南的物力豐富，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即使失敗，將力量拖到康藏高原、雲藏高原，依靠國際通路，還有迴旋餘地；

三、希望鞏固川康穩定雲南，認為四川軍閥王陵基、楊森、孫震對蔣介石忠實，鄧錫侯、潘文華沒有什麼作用，我都可以控制得了；

四、我不大同意毛人鳳的戰線潛伏佈置。我認為單一潛伏佈置沒有用。在共產黨嚴密組織之下，在解放了的城市不能立足，必須與遊擊武裝配合，必須鄉村支援城市。西南地方勢力雄厚，遊擊武裝到處搗亂，一時肅清不了。當時毛人鳳未重視這點，或者是重視不夠。１９４９年３月他來重慶主持西南西北地區“工作會議”，我在“工作會議”上一再強調遊擊武裝的重要性，建議將“中美所”庫存的美式裝備，就西南的兵源來整編交警總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