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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代見，提出三項條件：（1）《申報》時評改變態度；（2）陶行知、黃炎培、陳彬和離開《申報》；（3）國民黨派員指導。經多方面研究，史量才答應（1）、（2）兩項可以做到，“派員指導”決不接受，否則寧可停刊不辦。蔣介石、楊永泰會商後，接受了史量才的意見，8月21日，《申報》恢復郵遞，“禁郵事件”宣告結束。

蔣介石懾於《申報》在讀者中的廣泛影響，妄圖對史量才加以籠絡。1932年10月，蔣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並將史拉到自己身邊留影；此時，上海臨時參議會成立，國民黨政府又指定史量才為參議會議長，還陸續給他什麼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和上海戰區善後委員會副委員長等榮譽職務。對蔣介石的籠絡，史量才或虛與委蛇，或稱病請假，或保持緘默。因此，他們之間的矛盾，並沒有解決。這時，史量才曾對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申報》有十餘萬讀者，我豈能昧著良心，不講事實，欺騙讀者？現在《申報》得人信任，是由許多朋友們協助而來，我豈能負我朋友？《申報》產業屬我個人，玉碎我也自願。苟且取巧，我素恥惡。”

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對此史量才給予很大支援，立即派陳彬和（已辭去《申報》職務）、錢華（《申報》記者）參加同盟，任總會和分會執行委員，協助撰寫檔案及新聞報道。“同盟”成立後，《申報》陸續大量地發表“同盟”的代電、訊息，擴大它的影響。12月29日“同盟”在華安大廈（現華僑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史量才以記者身份出席，第一個站起來發言，反對國民黨當局對革命人士的迫害，堅決擁護爭取言論、結社、集會自由的主張，並號召新聞界同人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肩戰鬥。次年3月，共產黨員廖承志、羅登賢、余文化等三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報》及時報道了“同盟”營救的經過，並發表律師的辯護宣告，等等。

1933年春，國民黨當局新聞檢查官扣發有關東北義勇軍抗日的訊息，史量才打電話把上海新聞檢查所主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陳克成找來，嚴峻地責問道：“時至今日，你們竟然還扣發東北義勇軍抗日的訊息，你們究竟還像中國人嗎？”接著，史又借題發揮，拍桌大罵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陳克成懾於史的雷霆，忙說：“讓我打電話向南京請示。”

第二章　報業鉅子史量才遇刺案（7）

1931年後，《申報》增設了許多社會服務機構。在《申報》總經理下設立總管理處，以陶行知為顧問，黃炎培、戈公振為設計部正副主任，開始了《申報》自身一系列的改革。根據陶行知的建議（陶1930年被蔣通緝逃亡日本，1931年隱名潛返上海，對外不公開），《申報》的革新抓住“時評”這個“頭”和《自由談》副刊這個“尾”，同時，切實加強與讀者的聯絡。時評一改過去“溫吞水”式的面貌，言論切中時弊，虎虎有生氣。增闢的《讀者通訊》欄，深入政治領域，發表了一批言人所不敢言的來信，很引人注目。魯迅、瞿秋白、茅盾、巴金、葉聖陶、唐彛�熱說南��遊腦蚩�竊詬母錆蟮摹蹲雜商浮飛稀！渡甌ā坊咕齠ㄔ鎏磣�酆透髦種芸��記牒���⒔鷸倩�茸�濉�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報》又創辦了一系列社會文化事業，例如《申報月刊》、《申報年鑑》、《申報叢書》等的創刊，申報流通圖書館、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申報業餘補習學校、申報婦女補習學校和申報服務部的開辦，等等。而由李公樸主持的申報流通圖書館，包括其中的“談書指導部”，以及申報業餘補習學校，對廣大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後來更成為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戰鬥堡壘。當時，《申報》成為全國擁有眾多讀者的最大報紙。

史量才愈往前行，步履愈加堅定。他終於從一個報業鉅子，變成一個受人尊敬的愛國新聞事業家。他代表著資產階級中要求擺脫國民黨控制的一股勢力。據說，蔣介石曾親自找史量才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這真是槍桿子和筆桿子之間一次驚心動魄的對話，手握申、新兩大報紙的史量才，負一國輿論重望，沒有理由不自信，但他竟然沒有察覺到“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梟雄對他的忌諱，他已成為不受約束的權勢者眼中的釘子。很多年以後，杭州的丁雲川老人聽說這番對話，都要發出如此的感嘆：“有骨氣啊，可惜紙頭敵不過彈頭”。蔣介石為維繫其反動統治，恫嚇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