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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次不同，她很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是幫那位上星期到連隊來採訪的《大生產報》記者抄的，他叫……”

“葉文潔！”張主任的眼睛像兩個黑洞洞的槍口對著她，

“我警告你，誣陷別人會使你的問題更加嚴重。我們已經從白沐霖同志那裡調查清楚了，他只是受你之託把信帶到呼和浩特發出去，並不知道信的內容。”

“他……是這麼說的？！”文潔眼前一黑。

張主任沒有回答她的話，而是拿起了那本書，“你寫這封信，一定是受到了它的啟發。”他把書對著連長和指導員展示了一下，“這本書叫《寂靜的春天》，1962年在美國出版，在資本主義世界影響很大。”他接著從公文包中拿出了另一本書，封面是白皮黑字，“這是這本書的中譯本，是有關部門以內參形式下發的，供批判用。現在，上級對這本書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定性：這是一部反動的大毒草。該書從唯心史觀出發，宣揚末世論，借環境問題之名，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後的腐朽沒落尋找託辭，其實質是十分反動的。”

“可這本書……也不是我的。”文潔無力地說。

“白沐霖同志是上級指定的本書譯者之一，他攜帶這本書是完全合法的，當然，他也負有保管責任，不該讓你趁他在勞動中不備時偷拿去看——現在，你從這本書中找到了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思想武器。”

葉文潔沉默了，她知道自己已經掉到陷阱的底部，任何掙扎都是徒勞的。

與後來人們熟知的一些歷史記載相反，白沐霖當初並非有意陷害葉文潔，他寫給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於真誠的責任心。那時懷著各種目的直接給中央寫信的人很多，大多數信件石沉大海，也有少數人因此一夜之間飛黃騰達或面臨滅頂之災。當時的政治神經是極其錯綜複雜的，作為記者，白沐霖自以為了解這神經系統的走向和敏感之處，但他過分自信了，他這封信觸動了他以前不知道的雷區。得知訊息後，恐懼壓倒了一切，他決定犧牲葉文潔，保護自己。

半個世紀後，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l969年的這一事件是以後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白沐霖無意之中成為一個標誌性的關鍵歷史人物，但他自己沒有機會知道這點，歷史學家們失望地記載了他平淡的餘生。白沐霖在《大生產報》一直工作到1975年，那時內蒙古建設兵團撤銷，他調到一個東北城市的科協工作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然後出國到加拿大，在渥太華一所華語學校任教師至l991年，患肺癌去世。餘生中他沒對任何人提起過葉文潔的事，是否感到過自責和懺悔也不得而知。

“小葉啊，連裡對你可是仁至義盡了。”連長噴出一口辣烈的莫合煙，看著地面說，“你出身和家庭背景都不好，可我們沒把你當外人。針對你脫離群眾、不積極要求進步的傾向，我和指導員都多次找你談過，想幫助你。誰想到，你竟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我早就看出來，她對‘文化大革命’的牴觸情緒是根深蒂固的。”指導員接著說。

“下午，派兩個人，把她和這些罪證一起送到師部去。”張主任面無表情地說。

同室的三名女犯相繼被提走，監室裡只剩葉文潔一個人了。牆角的那一小堆煤用完了也沒人來加，爐子很快滅了，監室裡冷了下來，葉文潔不得不將被子裹在身上。

天黑前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名是年長些的女幹部，隨行的那人介紹說她是中級法院軍管會的軍代表（注：在“文革”的那一階段，大部分中高階公檢法機構處於軍管狀態，軍代表對司法擁有最終決定權。）。

“程麗華。”女幹部自我介紹說，她四十多歲，身穿軍大衣，戴著一副寬邊眼鏡，臉上線條柔和，看得出年輕時一定很漂亮，說話時面帶微笑，讓人感到平易近人。葉文潔清楚，這樣級別的人來到監室見一個待審的犯人，很不尋常。她謹慎地對程麗華點點頭，起身在狹窄的床鋪上給她讓出坐的地方。

“這麼冷，爐子呢？”程麗華不滿地看了站在門口的看守所所長一眼，又轉向文潔，

“嗯，年輕，你比我想的還年輕。”說完坐在床上，離文潔很近，低頭翻起公文包來，嘴裡還像老大媽似的嘟囔著，“小葉你糊塗啊，年輕人都這樣，書越讀得多越糊塗了，你呀你呀……”她找到了要找的東西，把那一小打檔案抱在胸前，抬頭看著葉文潔，目光中充滿了慈愛，　“不過，年輕人嘛，誰沒犯過錯誤？我就犯過，那時我在四野的文工團，蘇聯歌曲唱得好，一次政治學習會上，我說我們應該並人蘇聯，成為蘇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