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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一統天下開始，華夏各朝的正稅，一般都是引出自孟子的粟米之徵，布帛之徵、力役之徵為理論依據，按“租”“調”“役”（田租，特產，徭役）三個專案徵收。到了本朝，曾規定百姓可輸錢免役，由政府僱人代替，稱為“庸”，“租調役”於是變成了“租庸調”。

本朝的租庸調製，是以均田制為基礎核心，丁男（21歲）和18歲以上的中男，各授田100畝，其中20畝為永業田（永不歸還），80畝為口分田死後歸還。同時頒佈《租庸調法》，規定受田丁男應繳納的田租、調賦和應服的徭役即租庸調。實現“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朝廷規定，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或布2丈4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6尺），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則以所增日數抵除租調，“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並限定所增日數與正役合計不得超過50日。

這種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製還是很不錯的。可也有很大的侷限性。最大的侷限性就是隨著國家安定，人口的不斷上漲。最終導致官府無地可授。而租庸調製基本就是均田制，有田才有租，有戶就有調，有身就有庸。而一旦無地可授，那麼百姓沒有地卻還得交租庸調，這就矛盾了。開國之初還好些，大家都有地，慢慢的地越分越少，甚至沒地可分。租庸調卻還得交，這就是大問題了。這其實就是變相的人頭稅，看似公平，其實最不公平。

而易風提出的兩稅法是什麼？正是歷史上到了中唐時期均田制崩潰之後，朝廷不得不改革的新稅制。

歷史上，兩稅制度出臺之後，此後千餘年，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雖稅制各有不同。但主稅卻基本上是在這一基礎稅制上進行修修補補。

唐代兩稅的核心應當是量出以制入，先預算政府要用多少錢，然後就向百姓徵收多少稅。具體的就是參照前幾年的財政支出，取一個平均數額。再定一個稅收總額，然後把這一稅額分配到各地，各地再按稅收配額制定稅率。其二就是取消了主籍客籍的區分。從法律上承認客戶地位。由於稅率並非由中央統一規定，而是由地方根據稅收配額制訂。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區，人均稅率就越低。在主客籍不分的情況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紛紛遷入這一低稅率地區，這種遷徙又反過來進一步增加了各地人口密度的差異和稅率差異，形成惡性迴圈。

三，不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按照資產多少決定納稅額，取消原來按人頭固定徵收造成的不公平。四“秋夏兩徵之”，故稱兩稅，原有的“租庸調”三個專案都併入兩稅，不得另徵。三個專案合併為一，簡單明瞭。

中唐兩稅法的出臺，可以說讓中唐重新振興，使唐朝得以延續了很長時間，不過這種稅法的核心是好的，但具體情況又有不少的不足。

易風現在弄的這個兩稅法，也基本上是在這個基礎上弄出來的。

易風的兩稅法，首先改由征服穀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徵收金錢，一年兩次徵稅。且最關鍵的是改變了據丁徵稅的作法，而實行以財產多少為徵稅標準，其三，徹底廢除勞役，而改把勞役計算為免役錢，這筆錢直接計算到兩稅裡面，百姓不需要再服勞役，也不用再另外交免役錢。

最最核心的一點，就是並不量出為入，而是按照租庸制，把原來的每丁租庸調的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或布2丈4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通通計算為錢，然後再除以百畝地，得出每畝的稅錢。最後據此，向天下百姓按田畝徵稅，你有一百畝地，就交一百畝的稅，如果你有十畝地，就只交十畝的稅，如果你一畝地都沒有，那你什麼稅都不用交，若是你有一千畝地，你就得交一千畝的稅。總之，就是把這些稅全都計算到田畝中，按擁有的田畝來徵稅，田多就多徵，田少就少徵，但對國家來說，天下的土地數量是不會變的，因此國家徵收到的稅款也不會變，但這種改變，卻不會讓沒有地的百姓也依然得交稅，也不會讓那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卻只按人頭來交稅。

易風的這種兩稅，已經與唐時的兩稅完全不同了，易風的這兩稅只是有一個春秋兩次納稅的名，卻沒有唐朝兩稅的戶稅和地稅的不同分類。

蘇威看著皇帝的稅制改革計劃，心裡默默的算了幾個數，按民部的記載，朝廷剛進行了土地人口大閱，清查出了大量的隱田隱戶，現在清查全國共有土地一千萬頃左右，共有十億多畝耕地，戶口九百餘萬戶，人口五千多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