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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紅軍佔領東北犯下的那些暴行，我們不知道洋務運動的真相，不知道太平天國上層人物的腐朽，我們不懂得胡適，不懂康有為、梁啟超，甚至連一個真實的蔣介石都不知道。探索了多年的真理，到最後卻是問道於盲。我們被矇蔽了，整個國家聽命於一個人意志的支配，個人意志左右著一個國家的命運，我覺得現實和理想永遠難以糅合到一起，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成了下一代人嘲諷的噱頭，學雷鋒做好事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理想、信仰統統跪倒在拜金主義腳下，沒有公理沒有公信，貪腐成災貪官成堆，貪官不再是極少數人而是形成了一個階層，看到這些除了無語就是無奈，我們的長輩們當年拋頭顱灑熱血究竟是為什麼？他們還能含笑九泉嗎？當這些年輕人聽從領袖的號召投入到瘋狂的造反運動中去時，誰會知道自己將來會收穫屈辱、折磨、判決和死亡？”

何田田點點頭：“喔，我有點明白了。這就是說最初極小的偏差，引起了結果極大的差異。這可能也許是他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也許吧，實際上他在文革中幾次失去了控制力，‘三支兩軍’就是他不得不求助於軍隊的例證。最明顯的就是七六年的天安門運動，簡直就是直接跟他叫板。那是一次全體國民感情的巨大宣洩，是一場面對面的抗爭，更是一場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也充分證明了人民不可能被永遠愚弄下去。你可以把男人閹割掉使他成為生理意義上的太監，但你如果想把所有人的思想都閹割掉，使之成為精神意義上的‘太監’，也許會得逞於一時，但不可能永遠得逞下去，我們不是也當了很多年的精神‘太監’嗎？但矇蔽不可能持久，因為矇蔽是由謊言編織而成的，真相就在謊言的背後。我心裡原來有一座豐牌，在批林批孔中，在學習班裡，在看守所關押期間，在監獄裡服刑的時侯，那座豐碑一直矗立在我心中，當我親眼看到那麼多稀奇古怪的案子，還是沒有覺醒，直到真理大討論時我才知道自己是多麼蠢，從那以後我心裡的那座豐碑就坍塌了。記得我在給你的那封信裡曾說過我是已經死過一次的人，經過真理大討論以後我像拉撒路一樣重新站起來了，不再迷信任何人，不再盲從任何理論，因為我有自己的思想。文革中的那個鐵戈真的死了，現在的鐵戈才是真我。”

“鐵戈，我發現你的思想比以前深刻了很多，再也不是當年的莽夫了。”何田田讚歎道。

“有人說人們對真理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所以對歷史的認識也不可能一次完成。當我剛剛被捕時，我認為這是當權派整造反派。七七年我在監獄裡碰到一個人，他叫龔瑾，是通山縣反潮流的一號召集人。龔瑾的父親曾被董必武聘為武漢中學的教員，和陳潭秋還是同事。龔瑾的哥哥原來是抗美援朝的空軍英雄，在文革中是衝派的一個頭頭，帶人衝過國防部。和龔瑾一同分到我們五中隊的還有一個叫陳緒強的人，這個人原來是通山縣保守派的一個頭頭。我當時就想通山縣怎麼連保守派的人也抓？這我就不明白了。龔瑾告訴我說他在批林批孔時把以前的鋼派、新派和保守派統統聯合到一起造縣委的反。七五年六月龔瑾被捕，因為陳緒強批林批孔時造過反，當然是在劫難逃，四人幫一垮臺陳緒強也被捕了。很多年以後我從網上看到不少資料，在文革期間不管是鋼派新派還是百萬雄師其實都不過是某些人手上的工具，七二零事件以後百萬雄師不也遭到殘酷鎮壓嗎？所以不論是這一派鎮壓那一派，還是那一派打擊這一派，都不能簡單地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如果這樣看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王為仁曾經也是造反派，他不就殘酷地迫害過我們麼？所以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不論你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罷，只要你侵犯了當權者的切身利益，他就會整你抓你鎮壓你。田田，這說明了什麼？”

“這說明了當官的手上有權，可以為所欲為。”

“田田，你只說對了一點，但很膚淺，實際上這是個體制問題。咱們中國是個具有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家，歷史上流傳著一言九鼎的成語。相傳夏禹鑄九鼎，九鼎象徵王權。一言比九鼎還重，那隻能證明權大於法。帝王的一句話可以決定國家的興亡，當權者一句話可以決定小民的生死。我被判刑時連審訊的過場都沒走，拉出去直接就判了……”

何田田驚叫道：“還有這事？太不可思議了。”

鐵戈以一個過來人的姿態說道：“一開始我也覺得不可思議，我思考了許多年，現在慢慢地想明白了。馬克思說：‘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人。’在一個國家裡如果權大於法什麼怪事都能整出來。